周永舒：未曾披戎装 赤心向军魂

周永舒（1924-2018），江苏宝应人。他1944年入党并参加新四军时，为便于开展工作，组织上要求他不着军装、不佩枪支。他按照组织要求，以私塾先生的公开身份接受和执行各种任务。他一天未着军装，却一生心向军魂的感人情操，值得追思。

一

周永舒，曾用名周云枢、周子亭（入党时用名），1924年8月出生在宝应县小官庄。小官庄全村6户人家，都是文盲。他6岁那年，父母觉得4个孩子不能都不识字，就叫他去“跑冬学”（冬闲时到私塾读书）。跑了三年冬学，他成了村里唯一的“文化人”。18岁那年，他做起了私塾先生。十里八乡，大人小孩都称他“周先生”，公认他是个好人。

1943年春，小官庄一带来了一批“客人”（新四军战士）。他们虽都是外乡人，但对乡亲们热情有加、通情达理。他们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更使群众暖心。

一天，周永舒到邻居苗长翥家借书，见屋中一位女“客人”正在看书。见了他，女子放下书，与他交谈起来。原来，女子叫程敏，是安徽黄山人，16岁就参加革命，时任宝应县大望区宣传科长。周永舒谦逊文静的模样，给程敏留下很深印象。

以后，程敏总带着他串门走户，动员群众，组织基干队。1944年1月17日，基干队员接到情报：日伪军十多人正从刘堡出发，要到小官庄“扫荡”。熟悉地形的宋必年（本地人）和周永舒建议，在五顷口设伏。新四军战士按照他们的建议在五顷口伏击，打得敌人落荒而逃。

1944年2月2日，在小官庄柴沟组一户潘姓人家的南屋，程敏拿出一张入党志愿表，让周永舒填写。程敏和张奋明（时任大望区区委副书记）作为介绍人，接受了周永舒入党和参加新四军。不久，组织安排他到新四军在安宜镇（属宝应县）办的师范学校简师班学习。毕业后，他仍回小官庄当私塾先生。

二

那段时间，新四军民运工作队的沈子龙（时任小官庄乡党支部书记，对外称“指导员”）就住在周家，张奋明也多次到周家借宿。他们要求周永舒做两件事：一是以群众身份，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呼吁民众团结抗日；二是注意政治动态，有情况及时向组织报告。

1944年秋，程敏离开宝应南下浙西。临别前，她送给周永舒一本书，书名为《评〈中国之命运〉》。

1946年，国民党挑起内战，反动派占据宝应。新四军撤走后，留守的小官庄乡党支部书记金启干等20多名同志也被迫转移到东荡一带。周永舒坚守在小官庄，与汤德盛一起，经常夜间到村里张贴标语、向农户散发传单，鼓舞民众士气。“还乡团”曾来搜查是谁贴标语、发传单，但一无所获。

1947年7月，东荡的同志们窘迫到挖野菜、吃芦柴嫩根度日。大官庄区财粮股长荀涤明（新中国成立后曾任金湖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托崔凤歧把情况转告周永舒。他知道后，除了自掏腰包买粮食，还以私塾先生的面子东家借、西家筹，共筹到1459斤粮食（其中800多斤由周家提供）。7月11日深夜，他约二姐夫郭寿宽用小船装上粮食，由崔凤歧引路，把粮食送到同志们驻地。联防区司务长车金山给他打的借条，周永舒一直保存。他的雪中送炭，让荀涤明、车金山铭记于心。

留守的同志缺粮缺物，更缺子弹武器。又一天，崔凤歧来传话：急需子弹。周永舒琢磨了好几天，想起嫁到望直港卞庄的大姐。他大姐的小叔子是国民党政府当地公所的司务长，能接触到国民党军士兵。一天，他去了大姐家，既不说什么，又迟迟不走，在大姐追问下，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弄点子弹。”

他大姐一听，先是脑袋一嗡，接着冷静下来，想到自己和丈夫以磨豆腐为生，在七里八乡与人和睦相处，前些年却被日伪军欺压，丈夫腿被打断，最终丧命。她又想到弟弟做事谨慎，这次开口要子弹，定有重用。沉思许久，她低声说：“这要杀头啊！”周永舒说：“试试看吧！”

正巧，他大姐那个当司务长的小叔子来买豆腐。三人打完招呼，拉起家常。大姐半真半假地问：“你这司务长，摸过枪、打过仗吗？”小叔子漫不经心地说：“仗没打过，枪炮子弹见得多啦！仓库钥匙就在我手上。”“那弄点子弹，是小菜一碟咯！”大姐顺水推舟地说。小叔子说：“弄子弹可是要杀头的！这不开玩笑！”周永舒笑着说：“打打野鸡野鸟嘛。”说完，三人都沉默了。

周永舒走后，他大姐把这件事记在心上。又一次，小叔子来买东西。见嫂子又说起要子弹，小叔子也记在心上，后来每次来都在衣袋里装点子弹，带给嫂子。有时，周永舒大姐还大方地给小叔子点钱，让他回去打点。最终，一天深夜，周永舒从大姐家取走50多排子弹，转交崔凤歧带给荀涤明。

1948年10月以后，党支部书记金启干随军南下，一直未回。周永舒与组织失去了联系。

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周永舒从未离开小官庄，一边当好私塾先生，一边尽心为党做事。新中国成立后，他无法联系上组织，很多秘密藏在他心里。1954年，他从小官庄乡调到汜水小学工作。区委经过考察，决定吸收他入党。1956年，他第二次入党。1958年，当地教育系统进行审干工作，周永舒向组织说明了自己1944年2月入党的情况，但因无法联系他提供的相关人员，审查结论是他自动脱党。他虽有委屈，但无怨言。

在教育系统工作的几十年里，他像军人一样，服从组织安排，做好工作。从汜水小学到实验小学再到县教育局，每到一处他都任劳任怨，认真教书、工作。1960年，他被评为江苏省先进工作者。离休后，他还积极参与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工作。

年迈的周永舒，时常怀念那段抗战岁月，怀念那些革命战友。在宝应当地媒体，他自己或与人合写了多篇追忆程敏革命经历，以及资助小官庄初级中学贫困学生完成学业的故事。对于个人的委屈、遗憾，周永舒只字不提，体现了一名新四军老战士的胸怀和度量。直到1988年，周永舒才联系上当年的战友，证实了他1944年入党、参军的革命经历。1988年10月，宝应县政府发文批准周永舒离休和享受处（县）级待遇。

2002年10月，他写的一篇回忆文章被程敏看到。近60年失联后，两人得以恢复联系。周永舒在给程敏的第一封信中写道：“您是我走向光明，投入党的怀抱的亲人，向您致以崇高的敬礼！”

2005年初，程敏在给周永舒的信中写道：“今年是宝应解放60周年，在北京上海的‘老宝应’都想‘回家看看’，时间约在四五月间。届时，我们分别半个多世纪的老战友将要重逢，令人欣喜……我来宝应想同您一道，去高邮瞻仰张奋明烈士，与当年大望区的几位小姐妹相聚，为宝应的希望工程尽点微薄之力……”但因身体原因，程敏未能成行。两位老战友未能重逢，成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