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上海，曾是日伪的重要堡垒。在日寇残暴统治下，上海人民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甘冒风险不怕牺牲，给予新四军在人员、财力和物资的巨大支援。其间，东路的“江抗”部队在谭震林领导下，为了不暴露上海地下党组织，自己派人到上海扩军，从1940年至1941年近一年的时间里，扩军超过2000人。本文主要讲述其中一支队伍到上海扩军，人数接近1500人的基本情况。
新四军中的“文化军”
新四军6师18旅是新四军中有名的“文化军”“工人军”，其中的上海兵主要由上海的工人、城市贫民、学生和职员等组成。他们文化程度高、见识广，经过部队的教育和培养很快成为骨干。依托上海扩军，谭震林曾设想组建一支“工人团”，并把他们推荐给党中央作为警卫部队，因日寇“清乡”，部队撤往江北而被迫中断。
这支部队机智灵活、英勇善战，对日作战中著名的车桥战役、三垛河伏击战，都是他们的杰作。其中52团上海兵最多，在1945年2月保卫军部的顺河集战斗中，该团被张云逸副军长评价为“顺河集这场血战，把日寇兵分八路进攻淮南、‘扫荡’军部的部署粉碎了”。
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归入华东野战军第1纵队，后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军。如今，在以原20军为主调整组建的第83集团军中，仍保留着这支部队血脉的源头——“沙家浜”连。“做一支有文化的军队”已熔入他们的军魂。
从“江抗”到20军，从抗日到抗美援朝，上海兵成长为部队的基层指挥员，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和烈士，每当战斗的关键时刻都有他们舍生忘死的身影。80多年沧桑，他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渐渐被湮没在历史中。我们发掘他们的事迹，是要告诉后人，当年为了救亡图存，有这样一群青春勃发的上海青年走向抗日战场，很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扩军成功的前提
日寇占领上海后，中共江苏省委抓住时机，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方向上同时开展工作，教育动员城市民众和组织地方抗日武装。不久新四军东进，连续对日作战，直捣上海郊区，一扫上海民众对国军败退的悲观失望，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共产党、新四军。当上海民众的思想动员已有基础，东路抗日游击根据地得以建立，到上海扩军的条件成熟，需要的是果断决策、正确实施和英勇无畏的献身精神。
上海地下党卓有成效的工作。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沦为敌占区的上海人民悲愤异常，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迅速行动起来，一方面利用上海国民党政权溃散、租界“孤岛”尚未被日寇完全控制的局面，积极团结教育上海人民，在企业和难民营里成立各种“读书会”“联谊会”等外围组织，团结大批进步青年，为部队输送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到苏南及上海周边地区整合各种抗日团体，组织抗日武装，为随后的新四军东进埋下伏笔。
新四军6团东进苏常太在上海产生巨大影响。1939年5月，新四军第6团以“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的名义进至江南东路地区，夜袭浒墅关、逼近上海郊区，开辟东路抗日根据地，搞得有声有色。“这一仗的影响相当大，上海的老百姓以为新四军要进攻上海了，有的群众还做好了欢迎的准备”， 许多上海青年因此而投奔“江抗”。叶飞在回忆录中说：“‘江抗’在群众中的威信越来越高，群众也逐渐知道‘江抗’就是新四军，因此许多青年积极参加新四军，上海、苏州、无锡等城市的青年学生和工人，纷纷前来投奔‘江抗’。短短几个月时间，部队的数量就大大增加。到10月，包括地方武装在内，已有6000多人。6团东进时不到700人（有一个营留在皖南军部），此时已发展到2000多人……”
坚强有力的领导人。谭震林有丰富的革命经历和斗争经验，素以工作大刀阔斧、善于开辟新局面著称。他领受到东路主持工作的任务后，就开拓东路的战略构想说：“那里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因而是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要枪有枪……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干部，我们要自力更生培养干部，满足建军需要，争取在今年10月份以前发展成一支具有1万人以上的革命武装。”
具体行动与方法
1939年上半年，为了迎接“江抗”东进，组织输送人员参加新四军，中共江苏省委专门建立上海到东路的交通系统，通过水路或陆路到达苏常太地区。水路一般在上海外滩上船，到浒浦镇再转内河小火轮到达目的地；陆路由火车到昆山下，改乘内河轮船前往。每批10人左右，编成若干小组行动。
到上海扩军构想的提出。1940年4月，谭震林到达东路苏常太地区，重要的举措之一是大力发展部队，认为“单靠上海地下党输送人员到‘江抗’参加抗日，人太少，速度太慢。就动员大家写信给有抗日思想的亲友，动员他们来参加‘江抗’”。
地下党输送新兵通常走陆路，但当时陆路日伪检查监视非常严，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损失。“到1940年六七月间，为防中途暴露危及上海党的安全，停止了向根据地成批输送新兵。”八九月间，“江抗”指挥部转移到澄锡虞地区，鉴于上海的兵员日渐减少，谭震林向张鏖（时任“江抗”政治部宣教科长，后任“江抗”二纵队政治处主任、新四军6师18旅52团政治处主任）提出了派人到上海扩军的构想，指示张鏖具体负责实施。
扩军行动。张鏖领命后与2支队司令员陈挺商量，先派人到上海试扩，以取得经验。9月，首先派去的是陈浩和叶时。经过半个月，他们顺利完成任务，成功扩军20多人。
张鏖向谭震林汇报试扩成功后，谭震林就开展大规模扩军行动强调说：“这次打开了自己去上海扩军的路子，创造了经验，证明各部队都可以组织力量到上海扩军……上海虽然敌伪控制严密，但人民有强烈的反抗精神，我党我军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我们距上海近，有社会关系，都是去扩军的有利条件。当然困难也不少，还有危险，但只要工作精细，注意保密安全，是能顺利完成任务的……你要和陈挺研究个到上海扩军的办法，对派去的人，采用秘密工作方式，实行单线领导。”
随后，3个扩军小组成立，展开大规模扩军行动。这些小组按秘密方式工作，由张鏖具体负责。扩军成果是巨大的，“从1940年9月、10月到1941年‘清乡’止，我们52团扩军1000余人，为兄弟的53、54团输送去各200多名”。
扩军细节。常驻上海的扩军小组成员身处十分险恶的环境，必须谨慎联系自己的熟人、朋友，建立网络。“各组扩军人员日夜深入到曹家渡、小沙渡等失业工人群集的地方开展群众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串联、熟人关系之方法，使扩军伸向部分工厂、商店之中。”扩军小组成员汤江声，长期往来部队与上海之间做秘密工作。1940年10月，他带着战士俞忠祥到上海扩军，不幸俞忠祥被叛徒出卖英勇牺牲。可以想见此项工作的危险，稍有不慎就会招致杀身之祸。但他们在上海扩军期间，真切感受到上海人民对日寇的痛恨和对新四军的支持。
扩军小组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工作十分出色，“从1940年底开始，每5到7天能输送35名左右新兵”到江南新四军部队。如此规模的人员输送，又是一项长期工作，原来的陆路交通就变得十分危险。张鏖将这一情况向谭震林汇报，谭震林指示蔡悲鸿（时任“江抗”澄锡虞总办事处财经处处长）协助解决输送新兵的交通问题。此后，新兵到根据地就乘坐上海到张家港的走私船，一直持续到日伪“清乡”开始。
大批新兵进入根据地，他们的政审、体检、不合格遣返都需要专门机构来处理。张鏖请示谭震林后，在护漕港成立新兵接待站，专门进行筛选工作；在根据地中心设立新兵连，新兵经过军政训练和审查后再分配到部队。从此，新四军诞生了一支文化程度高，工人、学生多的部队。“上海兵”以其特有的气质和风貌，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经受血与火的洗礼。
上海兵的风采
上海人民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向新四军奉献了数以万计的优秀儿女，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6师18旅的上海兵多数在上海生长，以至于当时部队里都流行上海话，连闽东的老红军都会几句。下文介绍其中的几位，都完美体现了“上海兵”的精神风貌。
谢永锐，在顺河集战斗中牺牲时才24岁，时任52团8连指导员。离家前，他曾对家人说“要向岳飞一样精忠报国”，后改名“岳行”——像岳飞一样行动。岳行1939年参加“江抗”3支队，做军需工作。他认真管好用好每一分钱，一句警言给战友们留下深刻印象：“供给干部要近水楼台不湿鞋。”部队物资紧缺，他总是把最好的送往前方连队，把最差的留给自己。在岳行的再三要求下，上级终于批准他上前线担任连指导员。到连队后，他保持了一贯的优良作风，尤其是团结干部、爱护战士身体力行。顺河集战斗中，岳行带领连队在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后，左胸中弹牺牲。
一篇《悼柳汀》出自华野1纵4团。柳汀时任1营教导员，1946年11月在鲁南泥沟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2连指导员刘淑为纪念柳汀，写下了这篇荡气回肠的悼文。10个月后，刘淑也牺牲了。悼文说：“你之所以这样在我心里，并非是我们一向很好。却是因为对你不断的有意见，不断的打通思想，在不同意见交流中，冲激出来的友谊，仿佛更永磨不灭。”文中，刘淑毫不掩饰对教导员的意见，但教导员虚心听取同志的意见、改正缺点的态度让刘淑牢记心头：“你并不因此而难过，你是很勇敢地改正了，这在以后对连队的接近上，大家都看得出来的，你这种虚心精神我是时刻不忘的。”教导员用自己走过的路，剖析自己帮助刘淑提高思想和工作方法，如今教导员不在了，刘淑再也听不到这样的肺腑之言了：“教导员！你是永远不见了。你在我发牢骚时，特别是统计工作、写小结报告怕麻烦时，往往举你过去的例子，说我在走你过去的路。当你死之后，看到你的自传，我就更体会到这些问题了。你说你在入党时，心里早想入党了，但是支部书记和你谈话时，你却说自己不大懂，你自己反省，这是一种‘待价而沽’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但我过去有过，我想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往往对党有这种看法，今天看起来这是幼稚的。”
这就是上海兵所特有的精神气质。他们从内心折射的光芒，从遥远的过去穿透尘埃，直射我们眼睛，我们之间心灵还能不相通吗？我们采访老同志时，他们都流露出怀念之情，怀念那纯真的年代。
“上海兵”是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重要的体现之一。据上海市党史研究室统计，整个抗战期间上海有超过21000人参加新四军，他们中有多少人为实现自由、独立的新中国献出生命，恐怕很难统计清楚。单就新四军6师18旅来说，上海兵作出了巨大牺牲。1941年7月，日寇“清乡”开始，52团2营先在太湖以东坚持反“清乡”。10月，2营归建18旅48团。11月，2营作为主力参加“塘马战斗”，除少部分掩护机关群众千余人撤退外，其余全部牺牲。要知道那可是上海扩军刚结束，“塘马战斗”中牺牲了多少上海兵不得而知。《新四军中的浦江儿女》节目采访姚永钦（参军时年17岁），他说跟他同时参军到苏北的战友共有28人，1949年回到上海仅2人。
“上海兵”中很多人在家时，并不是全部挣扎在贫困线上，有的家庭富裕，有不错的学业或职业。日寇横行，国民党专制独裁，残酷的现实让他们空怀一颗救国救民的心。当他们接触到共产党，立刻被共产党的献身精神、坚持抗日救国反对专制独裁正义行动所吸引，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这是上海历史中抹不去的亮色，新四军中的浦江儿女永远是上海人民的自豪和骄傲。 （编辑 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