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方舟：一粒糖丸护苍生

2026年6月16日，“一生一事一方舟——‘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展”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同一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在全球多地同步启幕。世界用这种方式，感谢这位被亿万中国人亲切唤作“糖丸爷爷”的老人为人类公共卫生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

临危受命研发疫苗

顾方舟，浙江宁波人，1926年6月16日出生于上海。他4岁那年，在天津海关工作的父亲感染黑热病去世。少年丧父的切肤之痛，在顾方舟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1944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有人对他说：“你的手很巧，应该去当外科医生。”他却回答：“外科医生能治几个病人呀！公共卫生对我们多重要，做好了受益的就是一大片！”在公共卫生专家严镜清先生的影响下，他毅然选择了公共卫生事业。

1950年大学毕业后，顾方舟被分配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公共卫生防疫研究。之后，他被公派苏联留学，1955年学成归国工作。

就在这一年，一种可怕的疾病在江苏南通突然暴发——患者先是发烧、咳嗽，随后肢体麻痹，无法抬手、行走，严重者因呼吸困难而死亡。短短时间内，全市1680人瘫痪，466人死亡，且患者大多是0至7岁的儿童。疫情迅速蔓延至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家家户户关闭门窗，不敢让孩子出门。这种病，就是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

彼时，中国医学界对这种病毒几乎一无所知。1957年，31岁的顾方舟临危受命，开始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他带领研究小组，从患者的粪便中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国内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成功定型，证明国内流行的主要是I型脊灰病毒。这一发现，为免疫方案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

然而，分离病毒只是第一步。要真正战胜病毒，唯一的办法是研制疫苗。

1959年，国家卫生部派出以顾方舟为首的四人考察组，前往苏联学习脊髓灰质炎疫苗制备技术。他们被安排在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那里正在生产一种灭活疫苗，也称“死疫苗”。

在莫斯科，顾方舟参加了一场国际小儿麻痹疫苗研讨会。会上，关于“死疫苗”与“活疫苗”（减毒活病毒疫苗）的争论异常激烈。死疫苗安全但昂贵，活疫苗便宜高效但安全性存疑。顾方舟没有急于站队。他在图书馆里翻阅大量资料，做满了笔记，一笔一笔算起了账。

第一笔，经济账：死疫苗打一针几十块钱，要打三针，隔段时间还要补第四针。中国需要接种的孩子上亿，国家承担不起。第二笔，国情账：给孩子打针需要培训庞大的专业防疫队伍，不符合国情。第三笔，科学账：死疫苗只能防止已经感染病毒的患者不发病，但不能阻止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

三笔账算完，顾方舟心里有了答案。他立即写信向国内汇报：中国必须走活疫苗路线。不久，卫生部采纳了顾方舟的建议。1959年12月，中国医学科学院与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研究协作组，进行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的研究工作，顾方舟担任了组长。

面对风险携子试药

经过艰难的科研攻关，利用从苏联带回的疫苗种子，1960年3月，我国首批减毒活疫苗试制成功，动物试验证明安全有效。但这还远远不够，必须经过人体试验。这是疫苗能否正式投产的关键。

谁来当第一个试药的人？顾方舟没有犹豫。他拿起一小瓶疫苗溶液，一饮而尽。一周后，生命体征平稳。

然而，成人体内有抗体，试验数据不能证明疫苗对孩子同样安全。脊灰的感染对象是孩子，临床试验必须在孩子身上做。当时，顾方舟的大儿子顾烈东刚出生不久。顾方舟说了一句话：“我孩子小东算一个，你们还有谁愿意参加？”

事后接受采访时，顾方舟露出了一种不好意思的神情，看向身旁的老伴笑着说 ：  “ 当时我没告诉她。”他的夫人李以莞同样是病毒学专家，平静地说道：“整个疫苗的生产过程我都直接参与，所以对疫苗的安全性，不说有100%的把握，也还是有点数吧。咱们不做谁做？”

顾方舟后来这样解释自己的决定：“首先在自己和家人身上做临床试验，是我们这代人的规矩。再说，我自己孩子不吃，让别人吃，不大仗义。”

在顾方舟的感召下，研究所多名科研人员也让自己家的孩子参与了试药。一个月焦灼的等待后，孩子们一切平安。Ⅰ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紧接着是Ⅱ期、Ⅲ期临床试验。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在成立了专门机构、制定了研究方案后，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11个城市开展，450万孩子参与试验。试验结果表明，疫苗效果显著，而且安全。Ⅲ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当时，中国一年就有1000余万新生儿，再加上7岁以下的孩子，疫苗的需求量极大。在那个年代，安全生产如此多的疫苗，是个大难题。为了迅速大批量生产疫苗，顾方舟带领团队，远赴云南昆明西郊，在一个名为“花红洞”的地方，建起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将其作为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生产基地。因为，培养脊髓灰质炎病毒需要猴肾细胞，昆明这个地方正好猴子多。

当时，顾方舟做好了扎根昆明的准备。他不仅自己过去，几年后还将母亲、爱人连同孩子都接到了“花红洞”。

创新剂型普及全国

随着疫苗的生产投放，遏制了疫情蔓延，但顾方舟很快又发现了新的问题：液体减毒活疫苗在使用前需要稀释，而且必须低温保存和运输，在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推广很不方便；服用时家长得拿滴管喂或把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且味道苦涩，孩子们还不愿意吃。

有一天，顾方舟突发奇想：孩子们都爱吃糖，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他从滚元宵中获得了灵感，用奶粉、奶油、葡萄糖等做辅剂，将液体疫苗滚入糖中。经过一年多研究测试，1962年，糖丸减毒活疫苗终于研制成功。糖丸不仅好吃，还在保存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大大延长了保存期。

为了解决疫苗冷藏问题，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吃上“糖丸”，他们又想出了用卖冰棍的广口暖瓶搁冰存放的土办法。防疫人员提着广口暖瓶，一家一家送。从此，“吃糖丸”成了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童年记忆。

1964年，糖丸疫苗在全国推广。脊髓灰质炎的年平均发病率从1949年的十万分之4.06，下降到1993年的十万分之0.046。自1994年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我国至今未发现由本土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髓灰质炎状态。当年7月21日，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中国正式成为无脊髓灰质炎国家——这是人类继消灭天花之后的又一项伟大成就。

从1957年临危受命，到2000年签字确认，顾方舟用大半生的时光，做了一件事。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成长，报效祖国。”

同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顾方舟“人民科学家”荣誉称号。202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大会通过决议，将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纳入其2026—2027年周年纪念活动。这是继古代（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之后，中国科学家第二次获此认可。这份来自国际社会的认可，是对顾方舟将一生奉献给脊髓灰质炎防治工作的最高敬意。今天，那颗小小的糖丸，早已融入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成为童年里一抹最甜的安全感。而“糖丸爷爷”的名字，也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人类公共卫生史上一座温暖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