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4年中央红军从瑞金等地出发踏上漫漫征程，到1935年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再到1936年三大方面军先后会合，这场艰苦卓绝的远征历时2年，辗转大半个中国，纵横十多个省，在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同时，培养、锻造了一批在实际斗争中形成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长征的胜利，离不开张闻天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领导作用。他以时机的主动、战略的主动和斗争的主动，抓住关键时机、判断方向大势、凝聚历史合力，生动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精神。
红军长征途中，首要就是军事问题，即红军由谁指挥、怎么打胜仗。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上都存在严重失误。长征开始后，部队行动缓慢，战术不利，面对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损失很大。如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是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次会议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红军和中国革命，是党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居功至伟的作用。会议开始由博古（秦邦宪）作关于反五次“围剿”总结的报告，接着周恩来代表中央军委作军事报告。针对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责任所作的辩护，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批判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列举事实说明反“围剿”的失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严重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错误，违反了过去红军在长期作战中所形成的基本原则。他的这个讲话为会议定下了基调。此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发言，接着，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也都发言批评了军事上的错误领导。
遵义会议把解决军事问题放在第一位，“主旨是纠正最紧迫的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战争，解决军事路线问题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以及战略战术上所犯的错误。张闻天受中央委托在会后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指出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和短促突击理论，是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由此，大多数人对这一问题形成共识。
这一自我纠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在行军途中一段时期的思考、讨论和酝酿的结果。还在中央根据地时和长征之初，一些红军干部就对中央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怀疑。面对当时的被动局面，党内许多同志深感忧虑，同博古、李德等人产生分歧。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多次分析问题，他的正确意见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周恩来后来回忆：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为激烈。部队行进至黄平地区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与毛泽东同在军委一纵队（即“中央纵队”）的张闻天和王稼祥在担架上交谈了对形势的看法。张闻天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从博洛矛盾到毛洛合作，遵义会议上的“反报告”也就顺理成章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洛甫、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会后不久，在云南扎西镇又召开了扎西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书记）。3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发生争论，毛泽东主张不打。当晚，张闻天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交换意见。最终，毛泽东说服大家，他的正确意见避免了可能造成的损失。从这件事上，张闻天佩服毛泽东的高明，也认识到军事指挥必须临机决断，面对瞬息万变的形势，只靠经常开中央会议来决定，对军事指挥不利。3月中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即新“三人团”），负责军事行动。张闻天对此表示赞成。
遵义会议后，中央按照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行动方向，采用多变的战术，以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为主要方式，巧妙地化解了敌军的围追堵截，使得红军顺利脱离险境、转危为安。部队经过四渡赤水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再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翻越夹金山，而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领导之后取得的。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长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是事关党、红军的生存和发展，解决了在困境下党往哪里走、在哪里落脚的战略问题。实际上，长征开始时是要去湘西与贺龙和任弼时的红二、六军团会师，在遭遇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后，中央根据形势逐步调整战略方针和行军方向。北上作为中央的战略意图，有一个不断探索并最终确立的过程。
最初，通道会议决定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黎平会议放弃湘西建立根据地的计划，转而向川黔边地区；猴场会议有向黔北、川南发展的打算；遵义会议和扎西会议形成了在云贵川三省广大地区创立根据地的目标，后转入川西、进入川西北。
两河口会议提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建立川陕甘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24日，张闻天在懋功两河口撰写了《夺取松潘 赤化川陕甘》一文，指出当前“实现我们在川陕甘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的可能”，26日，两河口会议召开。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8月初的沙窝会议强调建立川陕甘根据地，进一步提出创建西北根据地。会议讨论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对政治形势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尤其是一、四方面军两大主力在川西北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毛儿盖会议重申了北上方针。中央于9月10日发出《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
9月下旬抵达哈达铺后，红军领导人从当地邮局搜集的报刊中得知：中共在陕甘保存发展了大片根据地、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等信息，兴奋之余立即对此情况进行商议，并于榜罗镇会议上改变了俄界会议的方针，将前进方向明确为陕北。
上述这些会议，大多是由张闻天主持召开的。他在会议中作了一系列发言或报告，为实现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了党的战略转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后，10月2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长途行军结束后的新任务，就加强军事力量、开展后方工作、配合白区工作、打通国际路线等方面提出了具体任务。正如张闻天在报告中讲的那样：“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
长征中，党中央与张国焘分裂党的阴谋进行了坚决斗争，张闻天寻求有效途径想方设法化解矛盾，为实现党中央的团结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自恃在党内资格老，仗着所辖部队人多势众、野心膨胀，公然要挟中央、向党夺权，向中央提出要求解决“组织问题”。中央拒绝了其无理要求，但亦从大局出发，在组织上作出一定让步。张闻天曾强调“一、四方面军兄弟团结的重要性”，“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张闻天夫人、时任中央纵队秘书长的刘英曾回忆，张闻天一度考虑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张国焘，但毛泽东说军权不能让张全部抓去。最后，在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后，又任命他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但张国焘仍不满足，玩弄两面伎俩。1935年9月8日晚，在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北进指令、顽固坚持其南下错误方针的情况下，张闻天等7人在周恩来住处进行了非正式会议，决定联名电告张国焘，指出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经济条件绝对不能供养大军，阿坝南至冕宁均为少数民族地区，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要其执行中央北进指示。
但是，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方针，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危急关头，中央决定率原中央红军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纵队立即北上，部队经过两天急行军脱离险区，到达甘肃南部边境迭部县的俄界。9月11日，张闻天在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会上作报告，批判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说明中央为何要坚持北上方针，强调应该看到西北正是蒋介石统治薄弱的地区，也是靠近抗日前线的地区。次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俄界会议，讨论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和目前行动方针。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其前途必然是组建第二党”，但还是有争取他的可能，对张国焘，中央已经“用许多办法来争取他”，“派代表，谈判，让步等，但终于分裂了……就是现在，只要还有一线可能，我们还要争取他。到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这只是在完全没有可能争取的时候。”
此后，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要他从错误中自拔，随中央“北上”，但张国焘拒不受命。10月5日，张国焘竟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主席”。针对张国焘坚持分裂的错误和对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1936年1月13日，张闻天致电张国焘，对其分裂行径给予严正批评，劝诫他取消所立“中央”，指出“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然而张国焘仍一意孤行。在这种情况下，1月2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在党内公布了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对党中央的意见置若罔闻，另立“中央”，推行“南下”方针，致使红四方面军遭到严重损失。至2月下旬，南下时的8万部队，只剩下一半。“南下”破产后，又变为“西进”，但甘孜一带是藏民居住地区，人烟稀少，粮食缺乏，数万红军被困西康一隅，难以生存发展。严峻的现实证明了党中央关于“南下是绝路”的预言，张国焘分裂主义也宣告失败。在党中央的敦促和说服教育下，加上军事失利、处境窘迫，6月初，张国焘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此后的行动中，仍有迟疑、反复，但他也不得不北上。7月2日，红二、六军团（后组红二方面军）齐集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共同北上。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终于在甘肃会宁、静宁和隆德将台堡地区实现会师。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度过的一段极为艰难的时期。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迎来了历史的新阶段。张闻天的历史主动精神，体现在遵义会议上临危受命走上“台前”果断纠错，支持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以远见卓识把握正确方向，根据实际情况确立北上方针，成功实现战略转移；在复杂形势下与反党分裂活动开展斗争，维护团结避免分裂。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全面认识张闻天在长征中的历史贡献，也能深刻地看到毛泽东与张闻天的共同合作。这是长征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编辑 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