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七次重要会议
【编者按】 今年10月，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为纪念这场伟大的胜利，本刊从第7期开始开辟专栏，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并不是在开完遵义会议之后就确立了的，而是在此前此后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在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层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在遵义会议之后，又相继召开了扎西会议、苟坝会议和会理会议。这些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逐渐走上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
通道会议：毛泽东开始参与军事上的领导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冲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后，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红军士气低落，前路茫茫。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贵州交界的通道县城。这时，被剥夺领导权的毛泽东考虑到蒋介石已经在湘西南布置重兵，按照中央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必将踏入敌人的包围圈。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商议后，由张闻天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12日，中革军委在湖南通道县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秦邦宪）、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原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都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但李德和博古仍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因此，这次会议只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贵州的建议，而没有就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通道会议，是毛泽东自八七会议以来第一次出席中央会议，并且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这就为他重新复出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走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黎平会议：关系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命运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周恩来和朱德分析敌情后，决定不北渡清水江，而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他们还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的国民党地方军阀兵力比较薄弱，应该到那里去，但李德依然固执地认为，红军应该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为了确定红军的进军路线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史称“黎平会议”。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长征开始时，中央的错误主要有两个：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以致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方针，以致突破四道封锁线兵力损失严重。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
黎平会议决定红军北渡乌江向遵义前进，使蒋介石妄图在湘西消灭中央红军的阴谋宣告失败。这是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开始，也是由失败走向胜利的开始，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
猴场会议：结束“左”倾冒险主义领导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参与军事上最高领导层的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连克数城。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强烈要求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
1934年12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扩大会议，史称“猴场会议”。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黎平会议渡江北上建立新苏区的决定，实现了红军战略方向的转移；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集体领导、压制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基本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指挥权，确立了政治局决定重大问题的原则，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曾称赞猴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战士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决定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
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的意见，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周恩来、李德“三人团”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发言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提交常委审查通过。
遵义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由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中断，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
扎西会议：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
遵义会议由于战情紧急只开了三天，只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然后，中央红军便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开始向川北进军，渡过赤水河，准备渡长江北上。这时，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入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立即调集重兵，企图堵击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
由于敌情的变化，红军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地带、位于云南境内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在此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5日至9日，在扎西连续召开会议，解决遵义会议上尚未解决的其他问题，史称“扎西会议”。
扎西会议由张闻天主持。会议围绕四个方面展开：一、落实遵义会议“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二、中央红军的进军方向和部队缩编问题，作出了“回兵黔北”和“缩编”的决策。三、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标志着党内就遵义会议启动的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转变达成了共识。四、中央和全国其他苏区与红军的战略方针及组织问题。决定“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同时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并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苏区分会，委员有项英、陈毅、贺昌等5人。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分工和遵义会议决议的讨论通过，都是在这次会议上完成的。
苟坝会议：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到达苟坝。下午1时，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火急电报。张闻天决定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林、聂的建议。参加会议的既有政治局成员，又有总部成员及各军团长20余人。会议围绕“打与不打”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鉴于对敌我双方情况的把握和整个作战大局的考虑，毛泽东认为，不能攻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也许是因为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路，守敌只有两个团，攻下该地还可以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取得遵义大捷后，红军广大官兵信心百倍，希望进一步扩大战果。所以会议中主张攻打打鼓新场的占了绝对优势，凯丰甚至叫嚷“少数服从多数”。情急之下，毛泽东提出如果坚持要打这一仗，自己就不参与红军的指挥，并愤而离开了会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军事指挥最后下决心者，周恩来只好服从绝大多数人的意见。会议还经过表决撤销了毛泽东的红军指挥职务。
毛泽东回到住处沉静下来后，觉得这样并没有达到阻止该次冒险行动的目的。夜晚，毛泽东提着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了周，然后又一起到朱德住处，说服了朱。后来从机要局侦破的敌军电报中得悉，敌人的援兵已经到达打鼓新场一线，红军如发动此战役必将陷入被动。
鉴于军情瞬息万变，在军事指挥上动辄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而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做法会影响我军战略机动，3月12日，张闻天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立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全权指挥军事行动。在长征路上，周恩来身患重病，毛泽东挑起了指挥军事的重担，在给前线指挥员的电报署名中，由开始时的“周、毛、王”，逐渐变为“毛、周、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得到确立，领导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会理会议：确定北上战略决策、为遵义会议后完成伟大历史转折画上句号
1935年5月12日，渡过金沙江的党中央在会理城郊铁厂村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会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回顾总结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突围成败得失，纠正红军指挥员中存在的混乱思想情绪，确定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
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正确战略。会议作出了“立即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建立川陕甘边苏区”的战略决策。这是红军长征途中战略方向的重大转变，从此把红军的战略转移从危难中的退却变成了力挽狂澜的进军。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同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指责和要求“换帅”的信进行了批评。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
实现党的历史上第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构成，最后在会理画上圆满的句号。会理会议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是遵义会议成果的进一步确认。这为在实践中确立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也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