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编者按】 曾任兰州军区参谋长的王德将军，在解放战争时期任三野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处长，被粟裕司令员称为“三快”助手——领会领导意图快、形成文件笔头快、向下布置任务快，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一生经历两次重要转折，一是从一个旧社会知识分子转变为革命者，二是由一个革命文化人转变为我军参谋人员。他生前讲述这两次重要的转变，由女儿王月朗整理成文，本刊予以发表。

年少求学

我的父亲王德，原名王珣，字佩之，1912年出生于河北省蓟县城东马伸桥定福庄一户农民家庭。我祖父王金镛以赶大车为业，人称“车把式”。父亲8岁入小学，每日翻越百余米的五峰山到前屯读书，初习《三字经》 《百家姓》 《幼学琼林》，后读新式课本，习毛笔、练珠算。他还要早晚扫院拾粪，农忙时也下地劳作。

小学时，正逢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年少的他走在游行队伍里，唱着“打倒列强除军阀”，喊着“打倒贪官污吏”。这些活动成为他走向革命的启蒙。他与长工们相处，听他们叹：“黑天下雨白天晴，做活的累死没人疼。”那份对剥削的控诉，他深有共鸣。他又读鲁迅小说，读蒋光慈《最后的微笑》、郭沫若《反正前后》、高尔基《母亲》，更增添对旧世界的憎厌。老师们讲，洋人称中国人“一盘散沙”“东亚病夫”；亦有志士预言，睡狮将醒。此话如锤击心，让他暗下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小学毕业后，父亲入私立高小，后在全县高小生观摩会考中名列第一，得毛笔、墨锭为奖。

父亲15岁考入县简易师范，学期一年半。他的同学潘子明系国民党员，常宣讲三民主义与孙中山总理遗嘱。他也曾以为国民党左派尚有进步之处，但闻县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张子丰在家乡置地盖房，让他渐生失望：国民党如此，焉有希望？那时，他听闻玉田县有共产党，组织贫农团，分粮吃大户，详情则未知。他自感学识不足，亟欲继续求学，然一般学校学费昂贵，他力有不逮。逢通州师范招生，遂向外祖母求援。老人家典当首饰，供他赴考。他一举夺魁，考取第一名，于1929年夏秋入通州
师范。

投身革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罔顾东北沦陷，反称“攘外必先安内”，倾兵“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国难当头，举国激愤。通州师范学生组织宣传队，下乡宣讲抗日。父亲与王恕吾等13名同学，成立反帝大同盟支部。为探求革命真理，他常骑自行车40余里赴北平西单书摊，购读列宁《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 《国家与革命》等书，并在同学间传阅。一日，一位姓石的同学在操场与父亲散步，问他对苏联的印象，是斯大林好，还是托洛茨基好？父亲凭直觉答：“斯大林好”。其后，石同学又带他到郊区，会见一位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此时，组织已将他列为积极分子。一位傅姓教师好意劝告学生为长久计，可先完成学业，再谋职业革命。有同学从之。父亲与王恕吾等则表示国亡在即，读书何用？他们径赴北平，参加学联组织的反日反帝、要求抗日的学生运动。抵北平后，他们再度商议是否与家庭脱离、正式投奔革命。王恕吾等已婚，需返家安置；父亲虽亦婚配，却因包办婚姻心中不快，遂与另两人留平，宣言与家庭断绝关系，再不返乡。

1932年春夏，父亲在北平参与地下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如宣传抗日，反对国民党不抵抗与“剿共”；散传单、写粉笔标语、参加示威游行等。为躲避搜捕，他们频繁转移住处。这时，父亲结识了一位姓石的地下党同志，经其介绍，加入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任北平西城区支部宣传委员，并赴北平师范大学参加会议。也是在这时，他遇到一位被称为“老于”、曾在北伐军中任指导员的同志。老于教他唱《国际歌》等，唤起他对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工农红军的无限向往。1932年5月间，经北平师范大学萧平、侯世鲁介绍，父亲正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党组织征询父亲对工作安排的意愿，他表示愿当工人。适逢唐山煤矿工人罢工，组织决定派他与两名杨姓同志同赴唐山，不料因故联络不上，此事未成。时值保定“二师”学潮高涨，与灵寿农民游击队呼应。东北军51军114师驻保定，恐西苑118师亦将调去镇压。若愿当兵，可即派去从事兵运工作。父亲想当工人未成，见有从军之机，当即应允。次日，在西城区工学院凉亭中，“老于”向他面授“兵运”机宜，讲解单线联系纪律，并约定父亲以“汪德”化名，与中国大学杨佩之通信。

弃文从军

1932年9月，父亲赴北平天桥118师招兵处应募入伍，分到653团1营4连。他在军营广结士兵，帮助他们写家信，与他们渐成朋友。为开展工作，他学吸烟、吃辣，酒则少饮，恐醉后失言。当时伙食极劣，玉米窝头硬如“钢盔”，菜汤清可见底，油星难寻，皆因司务长克扣所致。有学生投军抗日，不堪其苦，悄然离去；逃兵被抓回，当众棍责，号声惨烈。亦有“兵油子”久染恶习，某学兵连竟有枪支被盗。中校团副叹曰：“带兵如带虎！”更有士兵与排长结怨，提刀追砍排长。连长吃空饷习以为常，每遇全团点饷，竟临时雇百姓充数，丑态百出。士兵敢怒不敢言，官官相护，积怨深埋。这就是旧军队：官兵对立，势同水火。

1935年夏，51军奉命由河北调甘肃“剿共”，途经西安。时父亲已任中士班长，值一副营长自庐山军官训练团归来，口称“民主”，父亲即组织反贪污斗争。连内班长轮值采买，连长马某贪污菜金、面粉，事实清楚。当面对质之下，马连长无言以对。那副营长只得受理控诉，却仍袒护马过关。后来马被调走，临行向团部抱怨：“汪德这人，不简单。本想保他当司务长的，谁知……”

1935年秋，连队保送父亲入国民党洛阳军校军士教导总队。校长顾绍周为蒋嫡系，配一东北军刘姓副校长。大队、队、区队军官以中央军与东北军交叉配置，互相监控。东北军学员无不冀望张学良率他们打回老家，怨言时闻。父亲藉此了解思想动态，在可能范围内作抗日宣传，并常购《世界知识》《大众生活》等进步书刊，在相知同学间传阅，由此结识邵震、郭悟等思想进步学员。

一年余军训，先习基本科目，后增特别科目，学员们对步兵武器、战术、地形学、简易测绘渐有心得，已具排级士官之能力。然而，父亲和邵震等人对国民党旧军队之腐败早已绝望，而共产党和红军之抗日主张、为民族解放之理想，让他们心中燃起希望。他与邵震等人常商议如何寻党。后听郭悟说，其所在之张学良警卫师105师驻西安，靠近红军，两部时有接触，且闻陕北有红军大学，欲往可觅关系。

1937年3月，经105师中共联络员介绍，父亲与邵震等昼伏夜行，奔赴延安，入红军大学学习。同年11月，父亲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8年12月，他随抗大一分校东迁晋东南；次年12月，再迁沂蒙山区敌后办学。1941年，他参加反日寇“铁壁合围大扫荡”。1943年3月，父亲被调任山东军区作战参谋、科长；1945年10月，新四军北上华中与山东军区合并，父亲任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山东野战军参谋主任，从此开启了他作为我军高级首长参谋人员的精彩纷呈的军事生涯……        （编辑 韦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