胞妹眼中的陈毅夫妇

陈重坤是陈毅的胞妹，出生时陈家虽已衰落，但自小受到父母宠爱，生活还是比较娇惯。1950年，她与父母、大哥千里迢迢从四川来到上海，与时任上海市长的二哥陈毅一家团聚。受陈毅、张茜夫妇艰苦朴素优良作风的感染和熏陶，陈重坤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陈毅夫妇对小妹的爱护

1922年冬，陈重坤刚出生不久，留学法国的陈毅回到四川家乡，看到这个比自己小20岁的妹妹，很高兴，专门给妹妹起了个“重坤”的名字。他对母亲说：“不要给妹妹缠小脚。经济上允许时，让妹妹读点书，最好到公立学校读点新书。”陈毅追求进步，较早接受了新思想，也希望妹妹像自己一样。陈父陈母按照陈毅的话，没给陈重坤缠小脚，并克服困难送她先到私塾、后到公立学校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陈重坤来到上海，目睹二哥、二嫂生活上的俭朴和不谋私利的办事原则，很受触动，心里对自己无所事事、在家吃闲饭的现状很不安。再看到上海街头人们意气风发、热情似火的生动景象，她又深深感受到新旧社会的不同。于是，她开始反思自己几乎什么都要依赖父母的生活方式，也打消了想靠当市长的二哥过一辈子好日子的想法。她很想找个工作，靠自己挣钱、生活。

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后，陈重坤时常坐立不安，甚至出现焦躁情绪。这些都被细心的陈毅、张茜觉察到。他们都对陈重坤的转变很高兴。可是，陈父陈母的观念还未改变，仍要让女儿留在家里。陈毅、张茜就对两位老人说：“现在解放啦，是新社会了，男女平等，都得工作，都要劳动，自食其力。这样才体现妇女真正解放，获得自由平等。幺妹（指陈重坤）还是要出去工作，不能一直留在你们身边，靠你们养着。你们还不知道吧？幺妹在家也蹲不住了，急着想到社会上找工作呢！”陈毅夫妇的话，让老两口终于明白了不让女儿离开家并不合适，同意陈重坤出去工作。

一天，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卫生部部长崔义田和夫人薛和（当时在上海市卫生局工作）来看望陈毅夫妇。谈话之余，陈毅说：“我胞妹陈重坤，30岁年纪了，还没有工作，她自己也很着急。”薛和听完，对陈毅说：“我们上海卫生技术学校恰好在秋季要招收初、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力的青年。你妹妹的学力可以报考。”陈毅听后很高兴，问薛和：“那什么时候报名，到时我叫她去报名。如考不上，就叫她去当工人。”

通过考试，陈重坤的分数达到了录取标准，在1951年夏秋间进入上海卫生技术学校。她很珍惜这次机会，经过一年多学习，在1952年9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防疫站工作。

陈毅夫妇对陈重坤的婚事也很关心。陈重坤当时已有了心上人：她与父母、大哥从四川赴上海时，遂宁军分区司令安排了参谋王少艾全程护送。这期间，王少艾给陈家母女留下了好印象。王少艾是江苏武进人，1943年参加革命，后随新四军部队北撤，参加过涟水、孟良崮、临汾、太原等战役，随部队解放过西安、咸阳等城市。护送陈家到上海后，他参加抗美援朝，1953年回国后，进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学习。这时，两人已有通信。一次，陈重坤特别写信告诉王少艾：“我二哥（陈毅）对您那次历尽风险护送我们一直牵挂着，我母亲想请您寄张照片作个留念。”王少艾寄来一张照片后，陈重坤又写了一封信说：“再寄一张来，我自己也要留念。”

陈重坤与王少艾往来的书信，也被陈毅夫妇“私拆”“偷看”过。陈毅还请老部下、时任南京军事学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了解王少艾的情况。从钟期光的回信中，陈毅夫妇认为王少艾是合适的。可陈父对王少艾不太满意，觉得王文化不高，军阶也比较低，脾气还有点儿犟。陈毅听完，开导父亲说：“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讲什么官大官小、地位高低，要讲对党、国家、人民有多少贡献。至于个性脾气，当兵的嘛，是要有点脾气。”陈父听完，也就同意了。

父母都同意了，陈毅就请钟期光通知王少艾到上海来见面。见到这个“毛脚妹婿”，陈毅一家都很开心。一心想玉成其事的张茜，风趣地说：“既然大家都已赞同了，那就加快进度吧！”1954年春，王少艾与陈重坤在南京军事学院完婚。

陈毅看小妹有了工作，又完了婚，很高兴。对小妹政治上的进步，他也一直挂在心间。一次，已调任中央的陈毅来到上海，在紧张行程中，专门要陈重坤到他下榻处，郑重问妹妹有无加入共产党的愿望。陈重坤说“有”后，又坦言：“我感到自己在旧社会生活时间较长，受封建旧礼教烙印深，思想觉悟还不高，所以条件还不够。” 陈毅鼓励她说：“那你就要好好学习、努力改造，在工作中要有好的表现，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创造条件争取入党。”

1984年，已退休的陈重坤加入中国共产党，告慰了生前对自己有殷切期望的二哥二嫂。

感悟陈毅夫妇的崇高风范

陈重坤到上海后，在与陈毅、张茜的共同生活中，看到二哥二嫂穿着很俭朴：陈毅始终是一身旧军装，冬天则是一件旧皮夹克。张茜也是一身旧军装，不加修饰。陈重坤一度不理解，说二哥二嫂都到大上海了，且当了大官，不该穿得讲究点、气派些吗？那些旧军装、旧皮夹克，丢掉算了。

张茜知道后，对陈重坤说：“我们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少年来一直非常艰苦，已经养成了俭朴的习惯，这样穿不是很好嘛！真要我们改变呀，反而不习惯了。”

陈重坤又看到二哥、二嫂工作很忙，有时回到家已是深夜，父母都已入睡了。这时，陈毅夫妇一般都不去麻烦工作人员，而是自己下厨，弄碗面条，加些泡菜，随便吃一点。

有件发生在张茜身上的事，让陈重坤很受教育。张茜那时怀上小女儿，挺着肚子，仍每天坚持坐公交车去江湾学习俄语。由于陈家离江湾很远，张茜每天要换几班车，到家都很晚，让家人对她很担心。一个星期六，陈毅那天未用车，驾驶员常志刚就去学校接张茜。可张茜见到常志刚，就批评说：“我早就对你讲过，我来去都乘公交车，不要用公车来接我。你这样做，一方面影响了你的休息，另一方面在外面要造成不好的舆论。”常志刚认为自己去接张茜完全是出于好心，反被批评，觉得委屈，有些不服气地回话：“我是看您挺着快临产的大肚子，路上非常辛苦，如不来接，您不知什么时候回到家里呢！再说，今天首长恰好未用车，所以用他的车来接您。”张茜听完，先安慰常志刚不要有什么想法，又再次明确交代，以后再也不要开公车来接她了。

还有一件事，也让陈重坤很有感触。跟全家一起到上海的大哥陈孟熙，想要弟弟陈毅帮助介绍，到军事院校当个教官。在陈孟熙看来，这是小事一桩。可他没想到，陈毅没有同意，并回复说：“我是一市之长，是共产党员，可不能这样做！”陈毅劝哥哥说，通过工作为国家作贡献是应当的；但你若想工作，要回四川老家去，向当地政府提出申请，由当地政府按照政策并根据你的条件，给你分配工作。后来，陈孟熙还是回了四川老家。

1954年，张茜对已在上海防疫站工作的陈重坤说：“你二哥已接到调令，要到北京工作了。你现在在防疫站工作不错，目前还是不要急于调动为好，等有机会时调到南京。少艾是解放军的干部，又是共产党员，你要多向他学习，不要老想着调到南京。” 临离开上海时，张茜又跟陈重坤比较严肃地谈了一次话，说：“我也随调北京工作。这是组织决定的，是带着工作关系去的，并不是靠你二哥。你二哥一生清廉，对党忠心耿耿。我们到了北京后，亲友中如果有些事情要找你二哥，你要做好工作，不要去干扰他。你做好了亲友的工作，就是对你二哥工作的支持。”

陈毅到北京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工作千头万绪。1970年10月底，陈毅患上了癌症，住进北京301医院。当时在江苏生产建设兵团1师1团医院工作的陈重坤得知后，非常牵挂、担忧。她与丈夫王少艾商量，想调到靠近二哥二嫂的地方工作，以便亲自照料二哥。张茜知道后，特地写信劝陈重坤说：“你二哥从来不肯任用私人……试想，如果在工作中牵扯上私人关系，政治运动到来时，更要过不去。希望你们安心工作下去，不要流露调换工作的思想，以免引起误解。” 陈重坤收信后，知道这是二嫂更是二哥的劝诫，于是打消了调动工作的想法。但她还是多次请假赴北京，看望此时病中非常怀念亲友的陈毅。每次见面，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

1972年1月6日，陈毅去世。之后，张茜的身体每况愈下，不时出现咳血现象，被确诊为肺癌。陈重坤听说后，有时自己一人、有时与王少艾一起赶到北京，陪伴、照料二嫂。在张茜尚能走动时，陈重坤就陪她到附近的颐和园去走一走、散散心。

进入1974年，张茜的病情明显恶化。1月21日，邓颖超专程赶到301医院看望张茜。同日，陈重坤亦赶到了北京。她见二嫂面容憔悴、气喘不止，跟上次见面时已大不一样，不禁流泪了。张茜反倒安慰起陈重坤，还说前几天大嫂董悯儿（陈毅堂兄陈修和的夫人）送来了一件亲手织的毛背心。陈重坤从医院回到程家花园（陈毅在北京的住所）后，就马上去商店买回布和棉花，哭着赶制棉衣棉裤，终于赶在除夕夜前做好了。正月初一那天，陈重坤把这套棉衣裤送到病房。张茜接过，深切体会到小姑子的一片诚心，高兴地穿上，又在棉衣外套上大嫂织的毛背心，和陈重坤拍了几张照片。张茜微笑着，陈重坤也笑着，病房里洋溢着浓浓的姑嫂情。不幸的是，当年3月20日张茜病逝。       （编辑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