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打仗：叶挺的政治建军思想

被毛泽东称为“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的叶挺，在其丰富的军事实践中认为：传统军队训练模式存在着重军事轻政治的弊端，培养出来的军人缺乏政治信仰，不懂得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看不清前途，没有目标。于是，早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大革命时期就在军队中加强党的建设，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强调官兵须树立革命理想。

毛泽东曾总结叶挺部队的政治工作方法，为“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提供了经验，并把工农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写入《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人民军队生命线理论的实践源头。

革命军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是头等大事

叶挺独立团（开始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34团）一成立，中共广东区委就派去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初时全团有党员20名左右，一部分来自铁甲车队，且均提级任用；一部分来自黄埔军校一、二期学生，大多经历过东征，到独立团后任营长和连长等职；一部分是广东区委从省港大罢工工人中选调和从中山舰事件中撤退出来的共产党员，如曹渊、许继慎等；还有一部分由叶挺推荐到独立团任职。在独立团各项建设和军政训练中，叶挺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亲自抓党建工作，及时从官兵中吸收了一批优秀分子入党，党员人数逐步发展到120多人。

广东区委指示独立团支部“每周开一次党小组会，每次会上除了讨论工作以外，都要有互相批评的内容。谁有意见就提出来，作出了决定就要服从，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行“一切工作经过支部”，重大决策必需经党组织讨论，并报区委审批。区委还派吴铁若为西江特派员驻肇庆，代号为“一百”，组成以“傅烈（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秘书）—吴铁若（区委特派员）—叶挺（独立团负责人）”的区委与独立团之间的单线联系，掌握独立团；支部直属区委军委领导，重大事务直接向周恩来汇报，组织关系由区委直接掌握。干部调动、任免和人员补充均由区委负责，团内党员、工农子弟、有文化者优先提拔。据1926年统计：独立团排以上军官中党员占比47%，工农出身者达68%。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建立的第一个基层党组织，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

叶挺模范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自觉服从党支部的有关决定。北伐途中，独立团接受战斗任务后，党支部均于战前进行研究作出部署。1926年6月初，北伐第一战（湖南安仁渌田之战）中，党支部于战前召开会议，作出了战斗部署。叶挺进行战斗动员，强调“我们是北伐先锋”，“我们不仅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中的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安仁之战，独立团击溃了6倍于己的敌人，充分显现了这支由党掌握的革命军队的战斗力。这样一来，“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的生活严格了，干部团结了，官兵觉悟了，官兵关系融洽了，因此独立团的各种工作都迈前了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初步基础”。

独立团占领浏阳后，接到了上级党组织由广州写来的指示信：“要争取在独立团里增设一个特别大队（准备担任特殊的战斗任务）和一个补充营。”党支部开会讨论指示信时，有的人认为，陈可钰、张发奎不可能同意。叶挺严肃地说：“要坚决执行党的指示。”由于叶挺的争取，湖南党组织大力动员和招募新兵，特别大队和补充营很快就组成了。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叶挺升任第25师副师长，独立团改编为第73团，党从该团抽调一部分骨干到25师第75团。后来叶挺调任第11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时，党又从73团抽调一部分骨干到24师（辖70、71、72三个团）。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建立时，党又从73团调去一部分骨干，并调73团参谋长卢德铭任警卫团长。这些以独立团成员为骨干的部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实际上受中共秘密领导。大革命失败后，这几支部队（包括73团）分别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重要来源。“团都建立党支部，营建立党小组。有些团（如73团）建立党总支部，营建立党支部，连建立党小组。”攻占武汉后，上述新组建各团党组织改由中共湖北省军委领导，后再改由中共中央军委领导，这支军队成为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的工具。

革命军队要开展强有力的政治工作

叶挺借鉴苏联红军经验，认识到革命军队中建立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和它在群众中的政治工作方法，才能成功创造一个人民的革命运动”。为此，他提出部队“要红才能打胜仗”。

独立团有一套开展政治工作的组织机构，团、营、连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指导员，还有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每到一地，刷标语、搭台讲演、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道理。政治工作人员要上政治课，自觉地做密切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的工作。以团为单位的“总理（编者注：即孙中山）纪念周”，是团长、团指导员或上级派人来讲政治问题和作宣传的好时机。团里严格执行“三不”（不拉夫、不扰民、不筹款）和无“三金”（金戒指、金牙、金丝眼镜）制度，每连设宣传队，沿途组织农会（如在湖南醴陵发展农会会员超万人）。

在团内组织开展“三反”（反贪污、反打骂、反报假）运动。当时有的士兵为了混口饭吃，往往填假名、假籍贯，以便随时开小差。针对这种情况，叶挺领导编写政治教育提纲，教育士兵树立革命理想，纠正报假姓名、假籍贯等行为；规定连队官兵伙食要一样，并将一名贪污“伙食尾子”的司务长枪毙；要求官兵一致，严禁打骂士兵，军官与士兵同吃同住，官兵关系转向平等互助。战前一般组织诉苦会，启发士兵阶级觉悟（如攻打武昌前组织控诉军阀罪行）；关键战役成立“敢死队”，党员占比超60%，武昌攻城时，曹渊营长率全营留家书、交钱物，誓死攻坚，体现“革命军人有进无退”的担当。军队内部要求不嫖、不赌、不吹（抽鸦片），经济公开、赏罚公开、用人公开。利用各种刊物，及时宣传杀敌战绩和奋斗精神；将士牺牲，即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死者，激励后者，使全军官兵同仇敌忾、共赴疆场。

叶挺领导制订的新兵训练和干部训练计划，把一般部队的“三操两讲”改为“四操三讲”。“四操”即早晨一次早操，上、下午各一次军事操练，黄昏一次军事体操，培养官兵坚韧的品格和出色的作战技能；“三讲”即上、下午各一次政治课或军事课，晚上列队点名讲评，强化纪律性与革命信念。他还亲自领导军政训练，亲自给干部上课，向干部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他教育官兵们说:“为什么要练兵？练兵，就是要把部队培养成顽强勇敢，不怕一切艰难险阻，能征善战的革命队伍。”他组织干部学习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每日两小时政治课，进行文化扫盲，识字班覆盖率达80%，教材融入革命思想。干部学好了，再给士兵们上课。曾是叶挺部下的开国上将萧克说：“军队中通常是政治工作人员讲政治，可是叶挺却常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主持政治活动，这就给军事工作人员带了个头。”

革命军队要为人民而打仗

叶挺主持制订的《政治教育提纲》强调“独立团是革命军，与旧军队不同。革命军是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为人民谋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的；只有保护人民，爱护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拥护才有战斗力，才能战胜敌人”；“独立团是革命军队，参加独立团就是参加革命，革命最光荣的”；“人民是军队力量的源泉，军队离开人民是不可能胜利的，忽视人民的力量是单纯军事观点，是极端错误的”。叶挺一再表示：“革命要想得到成功，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的支持”，“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打仗的，这是革命军队的宗旨。有了这个宗旨，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有了人民的拥护才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

独立团官兵牢记自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执行不拉夫、不筹铜、公平交易的严明纪律”，在英勇作战的同时，还负起了“宣传队”“工作队”的责任。部队攻占醴陵后，“士兵虽连日苦战，丝毫无倦容，且在各处演说，四处满贴‘革命军真正是人民的武力!’‘农工商学兵联合起来!’等政治标语”。部队“所至之处，严守纪律，秋毫无犯，且与该地民众有极热烈融洽之联络。”叶挺“自从广东出发以来，凡一路民众大会，无不躬自参加，皆力向民解释各种革命理论，且一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部队）纪律甚佳，商民多悬旗欢迎，人民多有喜色”。1926年7月18日，叶挺在参加第4军军部在醴陵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发言，抨击醴陵驻军军纪败坏，对革命军声誉造成严重损害，提出限期整顿军纪的具体建议。会议接受叶挺建议，仿效独立团在肇庆整顿军纪时的做法，组织军警督察队上街执行纪律。

北伐军占领武昌后，独立团又编写了一个政治教育提纲，强调革命是人民的事情，没有人民参加是不可能成功的。战争是人民的事情，没有人民参加是不可能胜利的。人民，有些是穿着军衣去和敌人斗争，有些是没有穿军衣去和敌人斗争。军队是穿军衣去和敌人作斗争的人民！革命军队是为人民打仗的。这是革命军队的宗旨。有了这个宗旨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有了人民的拥护才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如渌田战斗，独立团对地形道路不熟，结果因有农民带路，很快找到第3营、第2营，共同投入战斗，把敌人打败！醴陵战斗，有许多农民武装在敌后袭击骚扰，配合作战，使独立团能够迅速攻入醴陵。平江战斗前，工人、农民、学生就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地形，战斗时大力协同作战。汀泗桥战斗中，农民带领独立团绕到古塘角，从背后攻击守敌，对战斗的胜利起了很大作用。

叶挺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大力支持西江农民运动的指示，组织“西江政治研究会”，活动地点就安排在自己的团部，并从团里拨出一部分枪支给西江农民运动特派员周其鉴，由他分发西江各地农民自卫军，又派第1营去新会帮助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1月，叶挺率军平叛后帮助高要等地农民重建家园，恢复农会组织，建立和训练农民自卫军。独立团占领攸县后，叶挺即令将攸县南岸之洣水浮桥拆掉，断了自己的退路，并通令全团：我们前面是长沙、株洲、醴陵、萍乡，这一带工人、农民、学生运动都有基础，我们有了依靠，如果敌人来进攻，我们必须向前打，不能向后退。

1927年8月1日，叶挺在南昌发表《告第二方面军同志书》说：“我们的士兵全部是出身穷苦无告无业被难的工农群众中来，他们明白为最苦人民的奋斗，也就是为自己利益奋斗。”起义军一路践行自己的诺言，在释前、赤水等乡村，镇压了39个土豪劣绅；在汀、杭、潮、汕等城乡，也镇压了不少大地主、大土豪；在瑞金还“散了毫子，分了谷子”，博得广大农民的拥戴。

习近平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文中指出：“我军政治工作萌芽于大革命时期，创立于建军之初，奠基于古田会议，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叶挺独立团作为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其政治工作制度的创建和实践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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