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发挥了独特的智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尤为突出的是，他在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团结问题上，作出了重大努力。今年是周恩来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缅怀敬爱的周恩来同志。
坚持党对新四军的领导
新四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周恩来在参与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权。1937年6月，周恩来在庐山与蒋介石谈判时，针对蒋介石提出的南方游击队可以编遣，但“其领袖需离开部队”的无理意见，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坚持这支军队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当与国民党具体商谈改编后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出现僵局时，周恩来到上海会见从海外回国抗日的叶挺，希望由他出面来领导这支部队。对此，叶挺欣然同意，并表示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核准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中共中央经考察后确认叶挺为军长人选，并在延安召开欢迎会。
为切实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新四军分会，由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新四军分会书记，从体制上确保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 当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叶挺与项英在工作中出现矛盾时，周恩来于1938年11月2日致电项英：“我们拟向希夷（编者注：叶挺字希夷）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已向蒋说明过，希夷不应有异议；二、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接着，他又于1939年1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解决矛盾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这两个“必须”，前者是根本，绝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后者是努力方向。他在恪守共产党领导新四军这一原则立场的前提下，积极去改善叶、项之间的关系。
积极调解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的关系
新四军军长叶挺与副军长项英在工作中产生的分歧，最初主要体现在新四军组建后的发展方向上。叶挺主张新四军应该尽快走出皖南，东进到苏皖边区及苏南茅山山脉开展游击战争。这实际上是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东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决策，但项英对中央的决策理解不到位且执行不力，固执己见，坚持固守皖南。项英虽为新四军的副军长，但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在涉及军事作战的相关问题上，与中央磋商之前既不与叶挺交流，之后又不向叶挺通报中央的有关意见，在决策上大权独揽、独断专行，无视叶挺这个军长的存在。
面对这种困境，叶挺向中共长江局建议，希望组建新四军委员会来规范新四军的决策。1938年6月7日，根据叶挺这一建议，长江局的周恩来与王明、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毛泽东、洛甫：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7人为委员，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9日，毛泽东、洛甫复电同意。但是，项英对新四军委员会这一设置并没当回事，致使叶挺觉得工作处境日渐艰难，萌生去意。同年8月，叶挺正式致电王明、周恩来、博古表示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离开武汉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前一天，特致电叶挺，极力挽留。他表示：“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
叶挺虽然勉强在新四军留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在9月底致电项英，催促他速回新四军，声称自己将于下月初去顾祝同处请假赴香港。10月23日，项英急电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认为叶挺辞职已无可挽回，希望周恩来与蒋介石来解决新四军军长继任人的问题。对此，周恩来态度鲜明，不同意这样做。他与叶剑英于11月2日电告项英，准备向离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既坚持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又着力改善工作关系；向项英说明为统一战线的发展，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更为有利。到了1939年1月8日，周恩来又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对叶挺离军辞职的反应，提出叶可回新四军，改善工作关系，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挺为正职，项英为副职，项实际为政委。两日后，中央复电同意。为兑现年前8月对叶挺的承诺，周恩来准备亲自陪同叶挺回新四军。2月3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并转项英：叶挺抵渝已见蒋，表示回新四军工作，我准备和叶挺同往新四军。随后周恩来亲自陪同叶挺到达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军部期间，周恩来除了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还分别做了叶挺与项英的工作，对项英没能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提出批评。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项英也做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与叶挺搞好团结。
坚持教育团结干部
周恩来在处理新四军主要领导干部问题上，还坚持教育干部。首先是坚持面上教育与个别教育相结合。他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后立即召开军部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宣传维护领导干部团结对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意义，教育引导广大干部自觉维护新四军的团结。周恩来在开展面上教育的同时，更注重个别教育。他努力做项英的工作，多次找项英谈话，希望项英能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党的形象这一大局来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因为“蒋介石称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周恩来直言不讳地批评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他还希望项英正确地看待叶挺非党员身份，他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的，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他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有利得多。”
其次是坚持教育与改进工作机制相结合。1938年6月7日，周恩来根据叶挺的建议，致电毛泽东、洛甫，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英为主任，叶挺为副主任，其初衷就是想通过这个组织设置改进新四军领导班子的决策机制，进而促进新四军军部主要领导干部的团结协作。之后，针对新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又于1939年1月8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将新四军委员会原先的项正叶副改为叶正项副，将项英的工作实际上限定在政治委员职责上。“两日后，中央复电同意，指出：应尊重叶的地位与职权，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的工作，将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因为种种复杂历史原因，这一机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再次是坚持教育与组织帮助相结合。1939年9月，周恩来因手臂骨折赴苏联治疗，1940年5月回到重庆时获悉叶挺已离开新四军，蒋介石拟另派他人去新四军任军长。对此，周恩来非常痛心。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在周恩来细致的工作下，叶挺表示愿意回新四军工作。与此同时，周恩来“又当面叮嘱正在重庆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批评项英的错误”。遗憾的是袁国平回到新四军军部后不敢传达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一直到皖南事变发生，错失了组织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来帮助项英这一机会，是个沉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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