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对敌后游击战争的思考与实践

坊间经常有论者以叶挺在北伐战争的经历，便武断认为他只擅长正规战、阵地战，对游击战束手无策，其实并非如此。在纪念叶挺将军诞辰130周年的今天，翻检和重温叶挺对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精辟论述与实践，仍然能深切感受到这位伟大的军事家难能可贵的真知灼见。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发出致新四军的第一个《五四指示》，对新四军挺进敌后的任务和步骤作了具体规划，即第一步，先按照第三战区命令向苏浙皖边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思路已基本形成。6月2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再次强调：“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

同年7月28日，项英奉命从皖南军部经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8月6日，叶挺从泾县云岭发出报毛泽东、滕代远、周恩来、叶剑英并致项英电，提出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新四军的行动对策。叶挺认为：“敌攻武汉，形势吃紧，新四军担负京芜东南广大游击区域，为准备应付将来敌人进攻计，以敌未到武汉之前，为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区武装领导，加强建立各游击支队，了解各地实力，加强支队工作推动和检讨，决定组织野战司令部、政治部，由我与张参谋长率领出动前方，留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拟带一个轻装支队的两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熟、苏州、青浦、松江、嘉兴、长兴、宜兴及平湖一带，估计约二月后或汉口失守后可回。留三支队五团及军直属队在南陵与太平间一带工作。你们有无意见，望复。”

叶挺上述关于亲率新四军东进苏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建议，是对毛泽东《五四指示》的深刻领会和具体部署，是事关新四军能否像华北八路军那样抢占先机、深入敌后、迅速发展的重要决策，也是叶挺作为一军之长必须担当的职责所在。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叶挺的计划未能如愿。这个结果不仅使叶挺心灰意冷、萌生退意，向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提出辞去军长的要求，也让新四军失去了在华中敌后大发展的最好时机。正如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结合他在华中工作的经验所作报告中说的那样：“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在上海、南京、汉口、徐州及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弃了数十万件武器及大量的军用品，而敌后又是空虚的，一时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这样，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

叶挺的这个战略决策，直到一年以后，才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那里得到落实。1939年5月，陈毅顶住“破坏统一战线”的压力，指示第六团团长叶飞率两个营以“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名义东进苏南。叶部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端据点，炸车站，神出鬼没，纵横驰骋，一直打到上海西郊虹桥机场，影响所及，蜚声中外。短短3个月时间，部队从东进时不到700人，迅速发展到2000多人，战士的武器都换上一色新的三八式、捷克式，而且班有轻机枪，连配重机枪，还支援兄弟部队和军部100多挺轻重机枪。不难想象，假如早一年按叶挺的计划实施东进到苏南游击，新四军的发展速度不知要快多少！

最早提出将新四军的主力移到江北去

1939年8月，为交涉增加编制军饷等事宜，叶挺由皖南赴重庆。10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致电中央，提及叶挺对新四军问题的看法：“叶挺到渝情绪颇好，政治有进步。他坚决主张在斗争中求发展。”南方局要求中央将他们的意见答复项英：“发展方针，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同时须多注意发展方式和方法，勿与廖磊增加磨擦（自然不能因避免磨擦而停止发展）；在江南或在江北，应经常有坚决的自卫的准备，如部队遇到无理压迫，须坚决予以反击，然后交涉。”廖磊时任国民党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政府主席。

在重庆期间，叶挺就新四军发展问题与南方局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尤其对孤悬皖南、身处面敌背顽困境的新四军军部和江南部队寄予深切的关心。11月7日，叶挺与南方局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叶剑英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并转项英电，就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他们的看法：“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困难环境中，区域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只有坚决而秘密地执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同时，他们向中央提出了5点具体可操作的建议：（一）立刻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二）先将子弹、药物等移到江北适当地点；（三）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四）主要地区放到津浦以东；（五）指挥机关秘密到江北去。

因为叶挺曾于当年4月下旬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8月才从江北回来，在江北敌后的几个月里，他深入进行实地考察，故对江北敌后的地形地貌、日伪军的据点布防及社情民风了如指掌，十分清楚新四军在江北发展的条件远较江南有利。这个建议比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突破口打开发展华中局面的方案，时间略早几天，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1月11日，从延安南下华中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新兴集致电中央书记处，首次提出“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延安在收到南方局和中原局的报告后，于11月19日发出对华中工作的重要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

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叶挺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大局的能力。他关于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思路，在当时的新四军高级干部中不仅见解独到，而且富有前瞻性。

指挥皖南反“扫荡”证明深谙游击战真谛

叶挺不仅能提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计划，也具有指挥游击作战的实战能力。1940年10月4日，日军纠集万余兵力，向皖南地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其中主力一部5000多人的步骑炮合成部队，在空军掩护下，由铜陵、繁昌出发，分路向泾县开进。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扫荡”，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的指示精神，项英决定由叶挺全权指挥这次反“扫荡”战斗，他自己则主持军部重要战略物资及后方医院的转移安置。叶挺任职3年，从未指挥打过一仗，始终引为憾事，现终于有机会直接指挥战斗，特别高兴。他亲自主持战前动员大会，还深入前方日军可能到达之处检查指点加修工事，配置火力点并指导埋设地雷。

10月5日，日军第15师团主力在黄墓渡攻破国民党军第108师防线，然后西侵峨岭，再沿峨岭一线南下，兵锋所向，剑指云岭。叶挺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分头部署新四军第一、三、五团，以及教导总队、特务营等部，利用山地有利地形，运用据险设伏、节节阻击、诱敌深入、趁虚夜袭等手段，有效地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战至7日，日军虽在空军掩护下先后占领三里店、汀潭，然已成疲惫之师。当晚日军正想休整喘息，叶挺指挥各部于19时起发动夜袭，经数小时夜战，歼敌1000余名。日军进退维谷，只得于8日凌晨向大岭方向撤到小岭坑。新四军各部急起直追，分割围歼日军溃兵，并相继收复三里店、左坑、汀潭。天亮后，日军冲出小岭坑向泾县县城方向突围。驻守泾县城的国民党军第52师为保存实力弃城撤走。叶挺率部直扑泾县城，经过南关激战，至9日晨，日军放火烧了城内大量民房后向东北逃跑，泾县城为新四军收复。日军在撤退途中，沿途又遭到中国军队追击，不得不于11日撤回原防。

泾县保卫战的完胜，精彩地演绎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的精髓，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叶挺不仅能指挥大兵团作战，也具有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        （编辑 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