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大的变量是中美关系。去年10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釜山会晤后，很快确认今年3月底进行第二次会面，后由于美国方面的原因，特朗普访华推迟至5月，中国给予了最高规格的外交礼遇。尽管访问结束时没有发表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但访问的重要意义还是历史性的、战略性的、引领性的。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具有重大意义
这是一次历史性会晤。首先，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在此关键时刻，两国元首相聚北京，就治国理政、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热点深入交流，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其次，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这次会晤是继去年10月韩国釜山之后，两国元首再次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延续和巩固了两国元首之间的良好互动势头。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可以开创未来。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掌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再次，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此次会晤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小时，相互尊重、珍视和平、探讨合作，始终是贯穿会晤的基调，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
确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中方认为：1.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2.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3.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4.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关键在于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尊重各自的发展权利。
确定双边关系的“定盘星”和两大机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两国元首2次会晤、5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也使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后呈现总体稳定。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
双方还就中美经贸关系、促进两国人文交流、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交换意见。中方重申了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
总而言之，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以更宽广视野、更长远眼光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共同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当下的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期”
中美关系这半个世纪以来的跌宕起伏中，特朗普第一次执政到现在这段时间最具典型意义。他在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发动了所谓的“新冷战”，而在第二任期特别是去年7月份以后，却改变了第一任期的政策。现在他的第二任期已过去一年多，虽然表面上看，他对中国加征关税、实施制裁、要增收船舶税、唆使巴拿马政府收回运河管理权、科技脱钩等各种极限施压。但也有中外专家认为，中美关系事实上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期。
这个稳定期始于去年7月。当时，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公开表示，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稳定”（strategic stability）阶段，中国领导人也认可这一表述。中国外长王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特别提到，中美关系现在进入稳定时期，甚至称2026年将是中美关系的“大年”。
这种情况从根本上讲，是中美双方力量对比已经悄然发生变化的结果。战略稳定也是面对极限施压下中国经济表现出强劲韧性的结果，是中国政府坚定维护国家根本利益的斗争精神与灵活运用斗争策略相结合的结果。
去年4月1日特朗普宣布对华加征145%关税后，中国立即反击，精准抓住美国命脉（如稀土等），触及美国经济增长和特朗普基本盘。许多美国人认为特朗普的典型特点是TACO，即“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一遇绕不过的问题就退让）。几轮谈判后，关税从145%降至30%。经贸领域的碰撞证明中美完全可能通过妥协实现关系稳定。
正是中国积极和有效应对，促成了特朗普的转变，又共同促成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出现了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期。当然，目前的稳定还是一种脆弱的稳定，依赖于整个大环境与个人因素，而这些因素也可能会变化甚至会反转。美国专家认为，所谓“稳定下来”，是指双方领导人都意识到，谁也不可能击败对方；也意识到，如果继续不受限制的竞争或对立，最终将导致两败俱伤。在这种认识之下，双方领导人都希望找到一种稳定的相处之道，以避免两败俱伤。
深刻认识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趋势，一定要搞清楚中美关系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因为一切政治问题从根本上看都是经济利益问题。
从现象层面上看，中美经济力量的“彼消此涨”。中美矛盾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金融控制力、综合国力的力量对比的“此消彼涨”或“彼消此涨”的矛盾，从而引起美国的焦虑和不安。
鲁比奥还在任参议员时，就一直呼吁美国制定“产业政策”来抗衡中国。为此，他的参议员办公室在2019年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制造2025”与美国工业未来》的报告，2024年他又发布了题为《中国制造的世界：九年后的〈中国制造2025〉》的续篇。报告发现中国已成功占领其瞄准的10大高价值、高科技领域中的4个，分别是电动汽车、能源和发电、高铁、造船；在5个领域部分实现了目标，分别是航空航天、生物技术、新材料、机器人和机床、半导体；认为中国只有在一个领域上是失败的，即农业机械。同时，中国在44项关键技术中的37项中取得了研究领先地位，在“智能”制造领域遥遥领先，仍然是基础工业投入领域无可争辩的巨头；在按收入排名的全球最大公司排行名单中占据主导地位。所以，鲁比奥焦虑地认为：“中国是美国记忆中最强的对手”，美国过去的敌人，例如纳粹德国和苏联，其经济规模都不如美国，而中国“掌控着全球最大的工业基地”，“在从造船到电动汽车等许多关键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行业将塑造21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这意味着北京在决定21世纪的主导价值观方面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鲁比奥写道：“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习惯于将中国视为二流大国，默认的态度是我们拥有中国所缺乏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我们是老师，而中国是学生……然而，这一立场已经过时，因为我们能够保有的真正和显著的优势行业数量正在不断减少。”“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避免生活在一个中国是老师、我们是学生的世界。”
从本质层面上看，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矛盾。中美矛盾是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即实体经济主导的经济体与虚拟经济主导的经济体之间的矛盾。这个经济结构性矛盾又是由发展的不同导向、不同道路决定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主导下，在资本“逐利”无序发展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局面，开始形成实体经济（创造财富的经济）和虚拟经济（转移财富的经济）并行却又相悖的全球经济格局。
美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和服务业强国，在资本无序增长、过度投机的诱导下，在资本捆绑政治的格局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进，终于逐步走上一条“脱实向虚”的道路。一方面，制造业在逐步萎缩，在GDP中所占比例下降至不到10%；另一方面，伴随着美国的资本垄断利益集团的日益发展，资本捆绑政治和立法的程度不断加深，虚拟资本日益成为脱离实际资本的脱缰野马、狂奔不羁，致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成为全球经济总量中最大的变量。
例如，2000年全球GDP总量为33.62万亿美元，而虚拟经济规模，包括股票市值、债务余额和未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在内，约为160万亿美元，两者比例为1∶5；到2024年这一比例已经是1∶10！这一年全球GDP总量为110.55万亿美元，而虚拟经济总规模超过1000万亿美元。美国虚拟经济野蛮扩张的结果就是：证券资本化，制造业空心化，经济虚拟化，产业链碎片化，社会矛盾尖锐化。根据美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3月，美国联邦国债总额已突破39万亿美元；联邦总债务与GDP比重约为127%。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6年基准预测公众持债与GDP之比约100%。美债利息支出已成为联邦预算第二大项，2026财年预计将超全年国防预算。
我们还要看到，当下的美国当权者和社会精英层，既要摆脱面临的经济和社会困境，又不愿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变现有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利益结构，更不会改变资本捆绑政治和立法的现状，那么结果只能是更加依靠对外部实体经济、全球资源和能源的控制，更加依靠对实体经济为主国家内政的赤裸裸干涉，更加依靠极限施压、霸凌打压甚至军事冒险等极端手段。
毋庸置疑，今天，推行“掠夺式霸权”的美国，客观上已经成为世界的动乱之源、危害之源、危险之源。只要前述矛盾的根源不改变，资本捆绑政治的状况不改变，“风高浪急”就必然成为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新底色，“惊涛骇浪”必将成为中美关系乃至国际关系的新常态。无论特朗普个人因素如何左右美国政府现行政策，也不论有多少偶然事件影响局势走向，上述的根本问题不解决，矛盾的必然性还是会通过各种机会以“偶然性”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甚至会在一定条件下不断激化。所以，我们不能对中美关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能没有最坏打算的“底线思维”，不能抱有“想当然”的盲目乐观，不能没有坚决的斗争精神。
如何化解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美结构性矛盾也不是绝对不能化解的，关键是作为矛盾双方在相互作用和内部作用下的变化以及变化的方向。美国要改变的是“零和博弈”“冷战思维”“丛林法则”“赢者通吃”和“霸权逻辑”，自我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社会利益结构；中国则要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聚精会神、心无旁骛、“避虚就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对内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对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持续发展的事实说话，用日益强大的实力说话。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现任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会长） （编辑 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