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1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等9000余人,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突围人员中的700多人经由铜陵、繁昌一带,被接应到无为县(今无为市)的五洲、神塘河、姚王庙、五号、泥汊、刘渡等地。无为成为皖南事变突围将士的主要集结地。
一
无为具有较好的政治、军事环境和深厚的群众基础。七七事变后,无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投入到了抗日救亡活动和武装御敌斗争当中,江北游击纵队的纵队部与三大队常年在无为地区活动,以无为为中心区的皖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1939年4月27日,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等军部首长自繁昌县油坊嘴北渡长江。28日晨,叶挺一行到达临江坝,后乘船抵达无城,受到全县各抗日团体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29日下午2时,中共无为县委组织在县体育场举行万人大会,叶挺作了“关于与日军作持久战”的长篇演说。1940年7月下旬,新四军三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奉军部之命,率三支队五团三营由皖南北渡长江,经土桥到达三公山一带,后与这里的铜(陵)庐(江)无(为)游击大队合编为新四军三支队挺进团,林维先兼任团长。一时间,三公山下、扬子江边的抗日斗争形势大为好转,为新四军军部北移创造了有利条件。从1940年11月下旬起,军部直属机关部分人员和大批军用物资已陆续由皖南渡过长江,到达无为县的白茆洲。
凡此种种说明,无为地区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较充分的军事准备。无为是军部通往江北的便捷通道,当时已成为新四军指挥员的共识。
皖南事变前无为已做好了接应渡江的一切准备。1940年11月初,新四军军部电示滞留在无为的曾希圣就地组织“渡江指挥部”,从速筹集渡船、粮草,以接应渡江部队。渡江指挥部随即在无为东乡东拐村(今福渡镇河坝社区东拐自然村)成立,曾希圣任指挥长,已在无为地区的新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张正坤及孙仲德、林维先任副指挥长,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余再励、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为成员。
无为各级党政组织立即落实指挥部的命令,在沿江地区组织党员、发动群众,筹集起二三十条大船和几十条渔船,并对船工进行了编组培训,还筹集了大量的门板、稻草和粮食,以保证部队过江后的食宿问题。其时,长江南北两岸的渡口大部为各地党组织所控制,无为沿江预设渡口12处,一次可渡数千人员。在渡江指挥部成立之时,军部派总兵站站长张元寿等人,携带电台渡江至无为白茆洲,具体落实渡江有关事宜,并在无为沿江的姚沟、五号两地设立了渡江兵站。
尽管接应的准备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但江北的国民党军还是得知了新四军军部将在此渡江的消息。驻无为的国民党桂系部队第176师在牛埠、土桥、襄安、刘渡等地抢占渡口,收走部分船只并派部队巡逻;江南荻港、大通等据点的日伪军也封锁了沿江木船并偷袭了江北大窝子,将抢去的木帆船拖到荻港焚毁。中共无为县委发动群众机智地保存了大部分船只,控制了一些渡口。
由于从无为渡江北移已非常危险,12月30日,新四军军部来电告知,北移路线改为东进苏南继而进入苏北,不从铜、繁渡江。得知军部和皖南部队改道苏南后,渡江指挥部和中共无为县委遣散了大部分船只,但考虑到可能还有少数人员会从铜陵、繁昌渡江,仍留一小部分渔船,以备不时之需。谁知这个预防万一的措施日后竟然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无为地区具备作为突围集结地的最佳条件。分散突围出来的新四军将士一部分沿着既定路线向苏南方向行进,还有一部分选择了由章家渡附近渡河,经过泾县、南陵交界的山地,然后插向繁昌,再渡江到无为。
时任皖南特委委员兼南(陵)芜(湖)宣(城)中心县委书记的孙宗溶,就是按这条线路协助李志高、谢忠良、马长炎、杨汉林、陈仁洪等六七十名新四军指战员,成功突围渡江到无为白茆洲的。孙宗溶在《协助马长炎同志皖南事变中胜利突围》一文中,记录了当时他和这些新四军指战员在研究确定突围路线时的情况分析:“这条路线的有利条件是:一、国民党主力部队已经撤退,章家渡及其以北地区属川军144师防地,这个师反共不坚决,战斗力不强;二、这一线原是我军三支队的防地,群众条件好;三、地形有利,都是山地和丘陵,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熟悉这一带地形;四、铜、繁敌后和江北(即无为,编者注)有我们的部队可以配合。同时这条路线比经宣城、广德向苏南突围的路要短得多,大约三个夜晚可以到达江边。”
这个分析,代表了当时很多突围到无为的将士想法,故而无为成了突围将士主要的集结方向。
二
无为党组织积极接应和营救突围将士。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无为县委在无为和江南的100余里沿江一线设置了众多联络点,派人昼夜值守,接应突围人员。突围出来的人员为了躲避日伪和国民党军的追捕,绝大多数选择深夜渡江。接应的同志就化装成渔民,在数九寒冬的深夜里不断地到对岸接应和搜寻。
中共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在他的回忆录中,记录了1月18日接应突围人员到达无为时的详细经过:“有一支近百人的突围渡江来的同志,他们提出找白茆洲的胡家(胡竺冰家,编者注)或找县委胡德荣书记,据说这是军部曾对团以上干部有过交代。这时正是凌晨,我在白茆洲安排接应工作。这批突围渡江来的人员有新二支队政委黄火星,军部特务团团长刘别生等。我向他们答道我就是胡德荣,同志们围过来和我紧紧握手,相互热泪盈眶。我先给同志们安排早餐饭食,让大家休息。这时又接到情报,鬼子兵要来‘扫荡’。我带领这批同志到莲花套九棚隐蔽,这里人迹稀少,比较安全。天黑之后我派党员黄德才带送这批同志到陡沟,再过河向北,经石涧进入银屏山区,安全到达了江北游击纵队司令部。”
就这样一直到4月初,先后有700余名党、政、军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干部),从无为的五洲、神塘河、姚沟、五号、下复兴洲、六洲、姚王庙、泥汊、刘渡等地登岸。最多的一批是五团营长巫希权带领的两个整连(200人左右),有百余人一批过江的,也有三五十人、一二十人一批过江的,还有三三两两零散过江的。这些英勇突围出来的指战员,都是皖南事变血泊中留下来的宝贵的革命种子。
无为人民热情接待和疗养突围将士。突围人员抵达无为之后,大部分都由地方党政组织安排到群众家中搭伙住宿,伤病员则安排在三官殿何正宏私人医院精心治疗。突围将士在江南时为了躲避国民党顽军的追捕,过着游击隐藏的生活,到达无为时大都是衣衫褴褛、身体虚弱。此时恰逢春节前后,无为群众除盛情款待分散搭伙住宿的突围将士外,还给集中开伙的将士送去鸡鱼肉蛋和御寒的衣被,有的甚至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给他们穿。突围人员在广大群众热情、细致的照顾下,很快地得以恢复健康。中共无为县委为了不增加群众的负担,曾一再要求有搭伙住宿的人家,记清一应账目,将来由地方政府统一结算,但事后数年从无一户向地方政府结算过。无为人民冒着杀头、坐牢的危险,在物资和精神上大力支援抗日的人民军队,使突围将士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不久,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和政委刘少奇电令曾希圣,要求派人护送一批干部去军部,以充实军部力量。中共无为县委承担了护送任务。他们利用敌伪人员中的统战关系,分水陆两路护送转移:军队干部由陆路护送,平安到达苏北盐城;突围人员中的文化工作者不惯于长途行军,则化装后坐民船由水路护送。船只经裕溪口时,遭到日军的拦截,人员遭到扣押。中共无为县委通过该地维持会中地下党的关系,几经周折,终于将被扣押的同志营救出来,全部安全地送达苏北新四军军部。
三
1941年1月25日新四军军部重建后,决定将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到达无为的新四军指战员,和原在皖江地区坚持斗争的无为游击纵队,以及三支队挺进团共1900余人,组建成新四军第七师。5月1日,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白茆胡家瓦屋宣告成立。从此,集结在无为的皖南事变突围将士又踏上了新的征程。
他们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困难环境里,以无为为中心区,与日伪顽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向东、向西奋力拓展抗日民主根据地,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曲胜利凯歌,创造了辉煌的战绩:配合兄弟部队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成功地进行了对日军的大反攻;经过千百次的战斗,杀伤和牵制了大批日伪军,解放了1.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保卫着皖江地区240万人民。到1945年8月,皖江抗日根据地从原来的皖中几个县,发展到地跨安徽长江两岸,东起江浦、西至彭泽、北临楚河、南抵黄山,成为拥有3个专员公署、33个县的全国19块主要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
解放战争中,他们成为华东战场上的一支劲旅,在莱芜战役八里凹战斗中创造了一个团(55团)歼敌一个多团和磨石沟战斗中56团歼敌“天下第一团”的光辉范例;全国解放后,他们参加抗美援朝,战功卓著。在1955年的开国将领授衔中,傅秋涛被授予上将军衔,谭希林、林维先、黄火星被授予中将军衔,还有张铚秀、傅绍甫、谢忠良等21人先后被授予少将军衔。
2007年11月底,在纪念新四军成立70周年时,张铚秀将军深情地回忆了当年突围到无为、受到无为人民热情接待的情景。他动情地说:“无为人民非常勤劳,非常勇敢,没有无为人民就没有新四军第七师,无为人民的情谊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
(编辑 余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