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龙：长征铁流中的江海赤子

在中国工农红军气壮山河的长征史诗中，有一位从江海平原走出的革命志士，他怀揣着救亡图存的理想，跟随红四方面军踏上漫漫征途，两越雪山、三过草地，在烽火硝烟中书写了赤诚的革命篇章。他就是通州老区人民引以为傲的革命先辈刘瑞龙。

一

1910年10月3日，刘瑞龙出生于原南通县陆洪闸的一个普通家庭。1927年秋，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险恶形势下，17岁的刘瑞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通州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1929年10月，他组织余东、余西一带农民，开展抗租、抗捐的武装暴动，领导红军游击队和农民5000多人，攻打汤家苴地主庄园，处决了反动民团头子、大地主汤廉臣。11月初，刘瑞龙接任中共南通县委书记，次年参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

1933年1月，党中央决定派刘瑞龙去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当时的川陕苏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3月18日，刘瑞龙辗转抵达红四方面军总部所在地——通江县城后，先后担任红29军政治部主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挑起了巩固根据地、支援前线作战的重担。

在川陕苏区的日子里，刘瑞龙紧紧围绕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红军打到哪里，根据地发展到哪里，党的宣传就跟进到哪里。他带领队伍冒着枪林弹雨，深入前线阵地开展宣传，鼓舞红军将士的士气；主编《共产党》 《苏维埃》等报刊，撰写了大量通俗易懂的宣传文章，如《革命三字经》 《消灭刘湘三字经》《公粮条例》 《平分土地办法》 等，向苏区军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本质，宣传党的纲领和政策。他还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通过大会演讲、唱革命歌曲、演活报剧、张贴革命标语等形式，宣传川陕省委、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红军。在他和战友们的努力下，川陕苏区的群众基础愈发牢固，为红军打破敌人的“围剿”提供了坚实的人力和物力保障。

二

1935年3月，为了摆脱蒋介石亲自策划的“川陕会剿”，粉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围追堵截，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揭开了长征的序幕。长征途中的艰难险阻，远超常人想象。高耸入云的夹金山、梦笔山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战士们身着单衣，脚踩草鞋，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刘瑞龙和战友们相互搀扶，啃着冻硬的青稞饼，顶着刺骨的寒风，一步步翻越雪山。

过草地时的艰难，更是刻骨铭心。茫茫草地，一望无际，沼泽密布，泥泞不堪，气候变化无常，时而烈日炎炎，时而暴雨倾盆。部队粮食极度匮乏，刘瑞龙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啃树皮，甚至把皮带煮了充饥。夜晚宿营，大家只能挤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靠着彼此的体温抵御寒冷。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刘瑞龙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他不顾身体疲惫，深入连队，和战士们谈心，用革命理想鼓舞大家的斗志。他还组织宣传人员在行军途中设置鼓动棚，喊出“走过草地，就是胜利”“坚持到底，迎接会师”的口号，为疲惫的队伍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刘瑞龙积极参与会师后的宣传动员工作。后来，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南下，刘瑞龙跟随部队再次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三过草地的经历，也让他对长征的艰难有了更深刻的体会。40多年后，刘瑞龙给小孙子起了个小名“草地”，以此来纪念那段永生难忘的历程，缅怀牺牲的先烈们。

红四方面军南下后，虽英勇奋战，但伤亡很大，1936年4月上旬撤到主要是藏民居住的甘孜、炉霍地区时，只剩下4万余人，减员过半。为了策应红二、六军团北进，根据朱德总司令的意见，他们决定在这一地区休整训练，待与红二、六军团汇合后，共同北上。为此，红四方面军在人烟稀少、物产贫瘠的康北高原坚持了异常艰苦的4个月。刘瑞龙新任红四方面军宣传部部长，奉命调查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参与领导组织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以及红5军、红32军抽出的大批干部一起，在广大农牧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政治主张，帮助藏民开展生产、搭桥修路、治疗疾病，组织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姐妹团、喇嘛改进会等，还帮助他们成立了县、区、乡各级藏族人民自治政府。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刘瑞龙将党的民族政策和注意事项归纳起来，根据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起草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 《藏区十要十不要》 《回区十要十不要》 等纪律规定，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的名义公布。这些规定通俗易懂，便于记忆，使党的民族政策在部队得到贯彻执行。这些新政策和纪律规定的颁布实施，不仅在妥善处理少数民族内部的阶级关系、争取团结上层人士方面发挥了巨大威力，而且在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大力支援红军、保证红四方面军二次北上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三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为了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红四方面军一部组成西路军，西渡黄河，向河西走廊进军。刘瑞龙主动请缨，随西路军踏上了征战河西的艰难征程。

在河西走廊地区，国民党马步芳和马步青的部队装备精良、凶悍残暴，西路军将士面临着数倍于己的敌人。在古浪、永昌、高台等战斗中，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而遭受重创。在部队陷入极端困境的时刻，刘瑞龙带病组织失散的战士开展游击斗争，尽力保存革命的火种。

西路军兵败后，刘瑞龙身陷险境，于1937年4月下旬被捕入狱，关押在张掖县看守所。同一间牢房里，除刘瑞龙外，还有7位红军干部。8个难友组成了狱中临时党支部，刘瑞龙担任支部书记，带领大家进行了4个多月的狱中斗争。

党中央一直关心着西路军的将士们，周恩来派人带着他的亲笔信到西宁，通过国民党高级将领做马步芳、马步青的工作，解救西路军被俘人员。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代表谢觉哉带领十几名工作人员从延安奔赴兰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尽力营救失散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人员。刘瑞龙终被释放，于1937年秋回到了延安。

回到延安后，刘瑞龙立即向党组织汇报了西路军的作战情况。不久，他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东进华中敌后，先后任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副书记、淮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淮北行政公署主任、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兼政治委员等职，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懈奋斗，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编辑 余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