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突围前的情报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对其重兵围困的中原解放区悍然发动进攻，就此挑起全面内战。然而，这场看似力量悬殊的较量，其胜负却并非完全取决于军力的多寡。中共无形却坚不可摧的情报战线，早已悄然穿透重重铁幕，摸清了国民党军的战略意图、兵力部署、进攻时间，并以情报工作配合政治、军事斗争，为“中原突围”赢得了宝贵的先机，也由此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深入虎穴的情报战线

中原解放区，是由中共领导的鄂豫边等抗日根据地在抗战胜利后发展而成的战略区。这一地区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中原军区司令员李先念后来回忆说：“中原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我们是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带。”而在国民党方面的战史中也有这样的描述：“据此以为中原军区之根据地，可北出黄淮平原，以扰中原；南下武汉，以窥两湖；西进随、枣，以控荆、襄；并可切断我平汉路中原之大动脉。”可见，国共双方对于这一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都有相近的认识。

1946年1月初，正在向东转移拟与新四军主力会合的中原军区部队，因当时国共和谈达成了“停战令”，6万人的部队就都停驻在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一块东西狭长的区域里。国民党即趁停战之机，调集30余万军队将中原解放区包围起来，断绝物资供应，其间还不断发动挑衅进攻，使中原部队处境岌岌可危。

3月初，由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组成的军调三人小组由延安飞抵武汉。周恩来提出，中原军区部队被围困，粮食断绝，十分困难，要求移防就食。张治中以“移动部队易引起误会”为由，表示反对。国民党之所以拒绝中原军区部队转移，是认为这是被包围的共军，容易歼灭。国民党在军调部的委员郑介民私下里说：“这是国民党捉到共产党的一条尾巴，共产党要打，首先就消灭他这一部分。”

在此危急之时，深入国民党指挥核心的内线情报成为中原部队重要安全保障。中共武汉地下党组织掌握着一条深入国民党武汉行营（后改称武汉行辕）的重要内线。地下党员刘绵通过家庭关系打入武汉行营，以中尉机要员身份在行营机要课文书组担任总收发的工作，行营收到的一切文件和电报都由机要室签收，并经过他拆开过目，再分送有关长官批阅；行营发出的文电也要经过他校对和盖章。在这一收一发之间，刘绵掌握了大量的情报。

但刘绵没有搜集情报的专用工具，只能默记下来。当时特务机关也密切关注保密工作，刘绵办理文电手续时，经常有特务在场监视。有时因情报内容多，一时记不住，刘绵就对站在一旁监督的特务说，这是重要文件，要做到一字不错，必须多校对几遍才靠得住，借此拖延时间，以便把它记牢。

刘绵获取的情报直接交给武汉地下党市委委员刘实，由刘实负责处理。起初，他们曾派人将情报直接送往中原军区，但这样既费时又不能保障安全。当时，军调处执行小组驻在汉口德明饭店，以中共代表顾问身份出现的中共隐蔽战线元老吴德峰也在那里。武汉地下党与吴德峰取得联系后，按照吴的指示，军调处中共联络参谋马寒冰以到设在汉口胜利街的美国新闻处图片部索取宣传图片为由，与在那里工作的地下党员陈枫建立了公开的工作关系。之后，从汉口行营取得的情报，都通过这一渠道送到中原军区驻武汉办事处，然后通过电台发回中原军区。在中原突围前1个多月里，国民党军队的大批绝密情报就是这样传送出去的。

勘破天书的“密息”

无线电侦察是窥知国民党军密谋的另一柄利剑。在中央军委二局的支持下，早在1945年2月，李先念担任师长的新四军五师即成立了师司令部第三处（后改称中原军区司令部第三处），负责开展无线电侦察工作。三处的成员既有来自延安中央军委二局的专业人员，也有抽调自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和五师的干部，虽然人员数量不多，到中原突围前只有50多人，但很精干，主要人员如处长冯志禄、政委钱江、副处长萧荣昌等，都是红军时期培养出来的技侦骨干。

按我军习惯，通过侦听破译等技侦手段获取的情报称为“密息”。中原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围困后，三处提供的密息被李先念称为“心里踏实，也很放心”的依靠。1946年5月，李先念亲自到三处讲话，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并指出：“目前，敌情非常严重，蒋介石打内战是定了的，我们不要抱幻想。现在就是要针锋相对，准备打仗。我要求三处的同志们严密掌握敌人情况，不要漏掉任何重要情报。”他还诙谐地说：“周围国民党军队几十万，他们不听我的，就交给三处同志好好指挥吧。”6月初，他更是命令冯志禄：“现在，战争随时会爆发，我们要准备突围出去。你要千方百计弄清敌人何时动手！有情况，随时来找我。”冯志禄回忆，当时李先念对他说：“老冯呀！几万人的生命，都掌握在你们手里呀！”

密息情报随时捕捉国民党军的动向。当时，中原解放区处于国民党第五战区（后改称郑州绥靖公署）刘峙及武汉行营程潜所部的包围中。6月22日，中原局向党中央上报了中原军区三处截获的蒋介石前一天给郑州绥靖公署、武汉行营的密令电报。该电令称“贵区应按既定计划先速歼鄂中李先念部，便尔后主力作战之利”，并命令“担任攻击各部队统于巳月养日前秘密完成包围形势及攻击准备，待令实施攻击。各部应于攻击开始之日起，对敌一举包围歼灭之”。“巳月养日”即6月22日，说明敌人已完成包围并作好了攻击前的准备。

6月24日，蒋介石又密电刘峙，将原属胡宗南指挥的精锐部队第二军调归刘峙指挥，“兹令王军长凌云来郑协助作战，即以第二军军长名义在署策划，将来可派其担任一路之指挥官也”。中原军区三处截获了国民党军下达的攻击命令，处长冯志禄立即骑马直奔李先念办公室，将情报递到他手里。

准确情报促成战略决断

在秘密情报的基础上，中共方面还结合公开渠道和国际友人提供的信息进行综合研判，并发动舆论攻势，构成了情报斗争的另一重要侧面。

4月初，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新派任驻宣化店的代表李敦白到任。李是美籍犹太人，本就倾向进步，到解放区后更是被蓬勃向上的氛围所感染，在职权范围内给予了解放区很多物资上的支持。但他也感觉到，战争的阴云正在向宣化店的上空聚拢，因此对这方面的信息也很敏感。

5月8日，周恩来等率领军调部人员到达宣化店，李敦白与美方代表白鲁德在一个公厕外边偶遇。随意攀谈间，白鲁德说出“在这个地方，国军占了优势，我们准备让他们消灭共军”，令李敦白极为惊异。随即，李敦白找了个机会将原话告诉了李先念。这一美方人员透露出来的消息，说明美方对国民党发动进攻的默许态度。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李敦白把这个消息和阴谋告诉我，我当时就更加清醒了。”

综合各渠道的情报，中共中央和中原局对敌情已是洞若观火。6月1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指出：美蒋对我极为恶劣，全国内战不可避免……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大概在突围及突围后一个时期内以全军集中行动为有利；而在敌人追剿紧急行军给养均极困难时，便应分为两股或三股，各自独立行动，可以避免集中行动之困难而利于分别牵制敌人与互相作战略上之策应。

6月中旬，蒋介石密令武汉行营主任程潜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1、出动鄂豫皖边区外围部队，对共军严密封锁，分进合击，彻底消灭中原共军。2、为避免共方责难与美方的为难，着武汉行营所辖部队均归郑州绥署指挥出击。”6月19日，毛泽东致电中原局：“宁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

6月20日14时，刘峙对所属部队发出于6月26日进攻中原解放区的密令：“绥署为使尔后主力方面作战有利，以剿灭豫鄂边区共军之目的，决以第5、第6两绥区所属各部队，分由豫南、豫东对信阳、经扶间之共军，尤其对宣化店、泼陂河方面共军之主力，集结优势兵力，一举分区包围而歼灭之。”命令详细划分了各师的作战区域、指挥关系和各自作战任务，特别强调：“如共军突围，各进剿部队务不分畛域，跟踪穷追，直至共军就歼为止。”这份密令在当夜即被我情报部门获悉。

决战时刻终于到来。6月21日黎明，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要求主动突围。电报中先是汇报了国民党军的调动和部署情况，提出“现在我区局势确已发展到必须迅速主动突围的地步”，“我们认为就时间及敌情来说，现在主动突围较过去虽大大困难，在突围过程中可能遭受一定损失，但如再不主动突围，则以后更难了”。中央于6月23日复电，肯定了中原局突围的意见，指出：“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接到中央指示，中原局立即紧急部署突围行动。

此时，国民党军对中原部队围困已久，层层构筑防线，敌我力量悬殊，要想胜利突围，必须要出敌不意。但是在宣化店，还驻有美蒋人员参加的军调部第三十二执行小组，密切注视着中原部队的一举一动。于是，在李先念的谋划下，精心实施迷惑国民党军和美蒋人员的系列行动，巧妙封锁了突围行动的消息。6月26日突围那天，中原军区邀请军调人员到礼堂看文艺节目，李先念与美蒋代表在街头“偶遇”；28日，美方代表突然要求见李先念，接待人员答复“李将军身体欠佳，改日再行会见”，并送上李先念撤离前留下的落款日期为6月28日的亲笔签名照片。

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以一线进攻部队7个旅共8万余人，兵分四路，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直指宣化店，开始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公开挑起全面内战。中原军区部队于当日晚开始分路举行中原突围，由此拉开全国解放战争的帷幕。直到6月29日下午，美蒋军调人员才目瞪口呆地从中原军区留守人员口中得知李先念已率部突围。

中原突围的胜利开始，既是军事指挥艺术的辉煌篇章，也是情报工作的经典范例。它雄辩地证明，在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瞬间，缜密的情报工作足以抵过千军万马。7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原部队，对突围给予高度评价：“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1947年5月，中共中央再次致电中原部队，指出中原解放区牵制敌军重兵“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这场始于情报斗争的战略胜利，最终汇入了人民解放战争波澜壮阔的洪流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