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若干回忆

【编者的话】 杨进（1910-1998），原名林怡，浙江平阳人，193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江苏从事过隐蔽战线和敌后策反工作；1939年底调新四军军部，后亲历了皖南事变。本文是他生前对事变和事变后续的一些回忆，由其外甥整理。

1940年12月底，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被编成3个纵队，由傅秋涛担任第一纵队（左翼）、周桂生担任第二纵队（居中）、张正坤担任第三纵队（右翼）指挥。军部各部、处机关及非战斗人员，先随二纵、后随三纵行动。

茂林突围

1941年1月3日晚饭后，新四军军政治部各部、处及附属机构组成一个编队出发。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随编队行动，政治部秘书处处长黄诚担任该编队行军指挥。我跟随秘书处管理科科长龚正英，以及汪大漠、翁毅、陈烙痕、杨志华、陈惠、徐群等政治部同志一起行动。

我们从云岭点着火把出发，经茂林向东甩开敌人。当部队从章家渡西首上游涉水过了青弋江后，袁国平从军指挥部开完紧急会议回来，要求黄诚选一位得力管理员随他先去茂林，黄便指定我跟随。次日下午，已到达茂林东部的二纵先头部队与国民党顽军交上了火，后续部队便就地停下。军部指挥所连夜研究，决定改变行军方向，朝右翼的三纵直属特务团靠拢。但我们于深夜到了皮岭就过不去了，至第三日一早行动时向导又带错了路，后换了年纪大点的地下党员农民带路，才翻过了山。

这时，军部政治部等机关编队离三纵5团已不远了。当晚大家急行军，摆脱了追赶的顽军部队。6日晚休息时，袁国平布置我通知政治部机关：烧毁机密文件、轻装行军。他临走时对我说：“杨进同志，你负责处理完再走。不要怕，后面还有我们很多部队。”等我与另一位同志处理完文件，经过的部队已稀稀拉拉，我俩就跟着走。至下半夜，听到前头传来密集的机枪声，整个队伍就开始乱了。我与一些人向右侧山上跑，天亮时到一个山顶，见陈惠等几个人扶着军部组织部长、患重病的李志芳也上来了。

7日中午，我们编队从山顶下到西南村庄。进村后，袁国平要我通知大家，准备在这高坛子（地名）休整3天，买牛杀了吃，补充好给养再出发。可当晚情况骤变，军部编队当夜即从顽军包围圈里转移，快速通过顽军侧面火力射击区，到了四面环高山的一个山坳——石井坑住下。

次日天一亮，三纵就在东、南、西三面山顶上与顽军激战，打了一天，很多伤员抬下来都无法处理。就在石井坑村子里，我军同志也有人中流弹伤亡。傍晚，三面山顶阵地均被敌人控制，整个石井坑处在顽军火力射程内。军指挥所（设于小山谷西面山坡上）紧急通知我们到北面山脚下的谷口集中，待命转移。天黑时，我听说军中音乐家任光在指挥所旁边不幸中流弹牺牲了。

我们开始翻山，攀着树丛、岩崖而上，担子、担架因此都无法上去。坏消息一个接一个：听说军政治部宣教部部长朱镜我因担架抬不上去，牺牲在半山腰。部队呈一路纵队，大家一个紧跟一个走，但已无法再保持原建制、开始乱插乱穿了。除了张定堡跟在我后面走，我前后已看不到政治部其他同志了。此时，后面的顽军已到石井坑，我部队加快向北翻山，打算摆脱敌人。突然，前头的部队因正前方有顽军埋伏，又从山谷口折回，要大家在这片名叫大坑的树林里隐蔽至天亮。

1月9日中午，叶挺军长出现在沟底大路上。只听他高声问：“去谈判的人怎么还没回来？”大家不知是谁去谈判，也不知政治部机关集中在什么地方。傍晚，军部领导对集合在沟底大路上的部队作了短暂动员：天黑时突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只管一个跟一个往前跑。但为时已晚。天将黑、大家正准备行动时，只听见南面山上顽军机枪猛烈扫射，并有喊杀声。我编队没人指挥，大家就朝西往前跑，队伍脱节、人员散乱。我跑到北面山坡的岩石下，歇了一会儿。直到子夜，我下到沟底，见不少同志牺牲在路旁，很心痛。这时我头皮被弹片擦过，也已负轻伤。

情况继续恶化：叶挺到国民党顽军指挥部交涉时，被扣留；李志芳、黄诚突围途中误撞顽军营地，被俘。9日夜里激战中被冲散后，我与刘丹、王仍、张定堡，还有两个警卫连的战士等人都被俘。

“狱中”斗争

我们被押到茂林镇郊吴家祠堂的国民党顽军144师伤兵野战医院（专门收容我军被俘伤员）。祠堂里除医务人员外，还有顽军警卫排士兵。医务人员、看护兵和卫兵在病房昼夜巡视，警卫排士兵10天换一次。

刚进祠堂时，我们轻、重伤员都散睡在地上。院方对我伤员办理登记手续时，只就姓名、年龄、籍贯、身份（官还是兵）等一般性项目登记，无政治性登记，入院后也没人来审问。约两周后，管理人员才在早上点名时通知说“官、兵待遇不同，凡是当官的到办公室说明身份，以便获得生活优待。有的医务人员同伤员闲聊时，有意无意会说“你不像士兵，倒像个当官的”，但也只是说过就算。我军无人去说过自己是当官的，也没听说有当官的冒充士兵被查出。

对伤已基本痊愈的新四军伤员，顽军便将其送去上饶监狱。但这批伤员几乎天天都有逃跑的，医院似乎也不管。有时早上点名，点到某个名字半晌没人答应，点名者便嘀咕：“啥子，又跑走啰！”但他也只是嘟囔一下，未采取什么措施。

事后我们分析，这一是因为战斗刚结束，敌人得先安排力量对付几千名未受伤的新四军人员，暂时顾不上伤员；二是看管我们的川军，在国民党军里属杂牌军，受控制没有中央军深，执行命令不那么严；三是在生活和医疗上管我们的非国民党特务，而是医院的副官之类，而我们支部成员赵一夫与院方这些行政、医务人员关系疏通得当，给伤员减去了许多麻烦；四是听说国民党军内一些高级将领也对策划、发动皖南事变颇有微词，认为这不该是号称“正牌”军队所为，是失民心之举。因此，他们对被俘的新四军将士尤其是伤员睁一眼闭一眼，也就不足为奇。但本质上，他们还是反动的。我们伤员在生活、治疗条件上，还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虐待。

干仲儒（新四军驻上饶办事处办公室主任）同志向我建议，建立被俘伤员临时党支部，正合我意。我俩悄悄联系到了邓旭初等同志，大家都感到，这对团结我伤员与敌人开展斗争很有必要。很快，我们5个党员组成了临时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赵一夫、邓旭初因认识的人多，负责统战和联络工作。大家分头去个别联络已知的党员，赵、邓则常与医院副官或警卫排头头拉关系。

我们临时党支部主要研究、实施过这几件事：一是发现一些伤员对这次事件有诸多埋怨，或对时局认识比较模糊，便分头去解释，说明我军部虽遭无端重创，但新四军主力还在苏中、苏北；只要跑过长江，是能找到自己部队的。我们的释疑工作较有效果，伤员比之前更团结了。一次，敌方一个政训人员来，吹了一通国民党的好处后，说：“你们都上了共产党的当。”伤员们群起反驳：“我们参加新四军抗日，你说上的什么当？”这家伙见状，灰溜溜地跑了。二是领导了集体绝食，全体伤员集体不吃饭，以抗议在生活上受到虐待。行动果真奏效，院长亲自来，答应改善伤员生活（伤员逃走了，他们可以吃空饷；但饿死人要上报，会核减下拨经费）。三是组织过一次20多人规模的集体逃跑计划，主要由邓旭初、赵一夫分头联络。但行动不成，引起敌方警觉，常来搜我们的身，赵一夫还再次被捕。于是，临时党支部通知大家化整为零，各自寻机出逃，能跑一个是一个，早跑为宜。我出逃那天恰好警卫排
换班。

辗转归队

1941年2月上旬的一天，晚饭后约7时左右，一个姓朱、跟我混熟了的看护兵趁天黑，掩护我走过门岗（警卫在打瞌睡）、出了医院。出门后，他听我说想去茂林镇找熟人，就告诉我茂林街上有国军驻扎，为免意外，愿陪我一起去。在茂林镇，我们找到了中国工业合作社 （简称“工合”，一个有国际化背景、我党掌握其主要部门的进步组织) 屯溪分会茂林办事处（我曾去此联系过工作）。我上前敲门，开门的两人中一人姓童，与我认识，让我进去。我回头谢过朱看护，并请他回去后把情况告诉干仲儒等。

小童和那位同志（后知他姓王）热情地把我引进里屋，一个烧水、一个煮饭，又拿出便衣，让我浴后把军装换下。吃饭时，他们问我军部是如何被包围、大家如何被俘等，我一一回答。他们告诉我，事变后，虽然顽军没来工合查问过，但形势确比以前紧张许多，只是我住一两天问题不大。第二天，他们问我要去哪里？我说想到浙江的金华、丽水找党组织，如果浙江省委能留我（整理者注：1936年10月，省委书记刘英曾商调杨进任闽浙边临时省委政治交通员），就准备在浙江工作。另外，我要去屯溪找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的两位同志（干仲儒在新四军上饶办事处工作时疏通的关系，干在我出逃前写来条子，要我联系他们，设法找皖南地方党组织，继而营救伤兵医院的伤员）。王、童就说，如果我联系到皖南地方党组织，请把工合的情况也转告。第三天早上我离开时，他们给了我一顶绒线瓜皮帽（用来遮我头部的疤痕）、一张工合出差证明信和一点钱（我到上海后，汇钱还给了他们）。

我从茂林步行到太平县（现属安徽省黄山市）住了一夜，第二天搭长途汽车到岩寺，再转车到了屯溪。凭干仲儒的便条，我找到了安徽省保安团的两位同志，在屯溪住了一夜。他俩答应寻找皖南地下党组织、设法营救干仲儒等，并反映茂林工合的情况给组织。第二天，我怀揣他们给的一张路条和10块钱，乘长途汽车到皖浙交界的威坪，准备转车去兰溪。但看到威坪车站有国民党宪兵查票，我便决定步行60华里，先在天黑前赶到淳安，住一夜后再继续步行两天去兰溪。

到了比较安全的兰溪，我乘火车去金华，见到了台湾义勇队队长李友邦（台湾人，中共党员，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和朝鲜义勇队金华办事处主任李苏民（朝鲜人，中共党员）。他们都是我1940年11月受军部政治部派遣赴新四军上饶办事处审干、途经金华时认识的。他们热情地带我找到新四军金华办事处干部王通（朝鲜人，1940年春自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介绍来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期间，由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王的安排下，我还碰见了军部文工团（战地服务团）熟悉的两位女同志李亚芬、金敏玉（后与张元培结婚）。她俩也是从皖南事变中脱险逃出来后到的金华，正准备回上海找关系再回部队。李亚芬临走时给我留了她上海家里的地址，说我在沪如有需要，可住到她家去。

几天后（已是3月上旬），我离开金华去丽水县找党组织。当时浙江省委机关秘密驻在丽水县城（1941年4月迁往温州），对外公开机构是新四军浙江办事处（1938年3月设立）。我到丽水住在平阳老乡杜贤宏 （中共党员，丽水浙东书店及附设印刷厂的老板）家，并找到了我弟弟林声轮（化名“林里”，中共党员，在杜贤宏的印刷厂工作），写了一份我的情况报告，让他联系浙江地方党组织。半个月后，林声轮的上线告知，目前接不了上级机关的关系（我理解，事变发生不久，敌后的党组织难以接纳被捕后脱逃、未经组织审查的党员）。因此，在丽水待了月余，我放弃了在浙江找组织的打算，决定去上海。离开前两天，我碰到了刚从医院逃出来的邓旭初。回到金华，我又碰见了也刚逃出、暂被安置在台湾子弟学校的干仲儒，跟他互相交流了逃脱后的情况。我说我先去上海，让干等伤愈后再去，并告知了他邓旭初在丽水的地址，要他与邓
联系。

我3月下旬离开金华，经杭州、乍浦，4月初抵达上海，住进李亚芬家。从李母那里，我得知李亚芬已去了苏北。我找到在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工作的林平、潘子康（我们都曾在中共上海特科工作），讲了自己的情况，并写了皖南事变被俘及逃出经过的报告给他们。潘说：“这部分组织和新四军没有直接联系，可以找另外一个系统，你等着好了。”

不久，林平通知我说组织上有人来，已约好暗号。之后，我在李母家见到了缪谷鲶、吴成方两同志，向他们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们也很了解我，谈到了我1938年受上海特科派遣，到无锡邓本殷和崇明陆阿祥部队改造游击队之事，并讲到那时派遣至阳澄湖去改造和发展胡肇汉部队的罗涛（原名卢志英），现在苏北黄逸峰的联抗部队当副司令；“联抗”缺干部，问我去不去那里工作？我当即表示组织需要的话，我就去。约5月初，缪谷鲶交给我一封介绍信，带来一个交通员，还有七八个要去参加联抗部队的青年。我们当月上旬离沪。到了联抗部队，我才知道新四军军部早已派彭柏山同志来当政治部主任。当时罗涛想留我在联抗工作，而彭柏山代表新四军要我回军部，那我当然要听彭主任的。因此，我就让彭写了给军政治部的介绍信，带在身上去
盐城。

路过苏中东台三仓河地区时，我遇见新四军1师2旅旅长王必成。王比较了解我，说：“你就留在2旅，不必去军部了。”我讲介绍信是到军部的，不去怎么办？王当场就向坐在旁边的饶漱石（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副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当时饶从盐城到苏中检查工作，与王同路）报告说要我到2旅工作。饶漱石问了我从伤兵医院逃出来的一些情况后，写了张条子，让我带给2旅政委刘培善，表示他对此同意。到了2旅旅部后，刘培善要我写一份经历皖南事变的详细报告。几天后，2旅党委通知我，正式恢复我的组织关系，分配在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杨宝生）任干事。我庆幸终于回到了组织怀抱，结束了4个多月的颠簸。

（整理者蔡少盾系中共温州党史学会、温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