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新四军老战士徐平羽

今年是新四军老战士、文化部原副部长徐平羽逝世40周年。徐平羽在革命战争年代，先后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统战工作、军队政治工作、地方政府工作和对敌伪工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长期战斗在文化战线，在团结文艺界人士、推动文艺创作、培养艺术人才、保护和鉴别文物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学生运动初露头角

徐平羽，1909年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县一个书香门第。1924年，15岁的他考入南京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简称东大附中，由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主办）。他自书座右铭“年已弱冠非童子，学不成名岂丈夫”，发愤勤读，成绩优秀。课余时间，徐平羽除了爱好古典文学，也开始阅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的作品。

当时在南京，东南大学和东大附中是传播“五四”以来各种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场所，许多党派在校内开展活动。徐平羽在老师们的启发下，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教育，成为东大附中学生会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常参加左派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

1925年6月，南京下关和记洋行（英资）爆发了大罢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京许多大学和中学师生积极响应的反帝爱国运动，很多学生、群众参与了游行示威或声援活动。为期42天的罢工运动，徐平羽积极参加，宣传组织，在学生会和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27年，反动当局到东南大学和东大附中搜捕进步师生，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掩护和朋友帮助下出逃，无法继续在南京求学。

1928年初，徐平羽考入上海大夏大学。他学习勤奋刻苦，加之身材高大、是篮球健将，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力。他常拿一些进步报刊给同学们看，但从不说这些进步报刊的来源，也不发表对上面文章的看法。他的行为，引起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关注。1929年，他被发展为共青团员，后任大夏大学团支部书记。他组织学生运动，编辑进步刊物，邀请鲁迅先生来演讲，在大夏大学的进步学生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1930年，他转为中共正式党员，面对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仍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开展反帝爱国运动。这年，徐平羽因闹学潮被戈登路（今江宁路）巡捕房抓捕。在狱中，他坚持与敌人斗智斗勇, 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后来，其叔父等人积极营救，又请大夏大学校长出面，将他取保出狱。

隐蔽战线奋力前行

徐平羽听从党的安排，冒险从事地下隐蔽斗争。1931年春夏之交，他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以组织员身份回高邮，重组被破坏的高邮地下党组织。他四处调查摸底，物色培养对象，吸收进步青年，秘密发展党员。他联系夏普天、唐勉青等党员，商讨党组织的恢复工作，有时密谈到半夜。

这一年，高邮遭受特大洪水，损失惨重。徐平羽除了及时组织群众抗洪救灾，还与夏普天、唐勉青等人一起起草文稿，油印了写有“运河大堤年久失修，竟闯下滔天大祸，殃及百姓，快斩罪魁祸首，以慰冤魂”的传单，准备散发，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此举被高邮的国民党反动当局阻止后，徐平羽顶住压力，又在高邮泰山庙为死难民众开追悼会，继续发表演讲，唤起民众。后因身份暴露，徐平羽被迫离开高邮，但革命种子已撒遍高邮城乡，为后续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32年，徐平羽回到上海，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从事组织人事工作。他与左翼文艺工作者一起撰写文稿，出版书刊，组织社团，举办讲座，创办学校或补习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科学知识，使左翼文化团体的人数不断增加，活动区域不断扩大。他们用通俗的革命理论作品启迪青年学生，促使他们的世界观转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投身革命事业。

1936年，他受党组织的派遣赴西安，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在博古（秦邦宪）等人领导下，他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组织青年学生运动等工作。尤其是组织学生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举动，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37年初，徐平羽赴延安，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抗大）学习。当年冬，他被派往新四军工作，随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赴福建联络和改编当地的红军游击队。1938年1月，他到南昌参与组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担任副团长兼秘书长，同时担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政治教员。该总队培养了400多名军政兼优的抗战人才，对之后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和民运工作贡献很大。1939年，他和100多名战地服务团成员被调往新四军第1支队，他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军法官，也是司令员陈毅的秘书。

苏中抗战勇于担当

皖南事变前，徐平羽调任苏中行政公署首任秘书长。那时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敌占城市，我占农村，军区、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三个首脑机关人数都很少，常联合行动。情况紧张时，他们几乎天天要“搬家”，白天隐蔽办公，夜里行军转移。徐平羽作为苏中行署“大总管”，白天要协调各部门的活动、处理文电，晚上还得安排转移的事，如派人打前站或外出侦察等；半夜到了新宿营地，别人休息，他还得部署警卫、筹划次日白天各项活动，分外劳累。尽管这样，他总是笑眯眯的，从容不迫，显示出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那时，行署机关生活待遇管理也不规范，但徐平羽自我要求严格，带头跟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从不搞“特殊化”。他有权批“条子”，但从未以此谋私利。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苏中行署机关风清气正，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很好发扬。

1941年冬至1942年初，苏中行署机关转移到东台的栟茶一带。徐平羽找几个秘书商量，提出为了巩固根据地、解除对敌斗争的后顾之忧，对沿海地区的海匪应区别对待：对罪大恶极者要清剿，对一般海匪则分化瓦解，争取其中一部分接受我军改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他手把手地教秘书们起草文稿，又与他们一起深入到海匪中，耐心做动员说服工作，使一批海匪改邪归正、加入抗日队伍。

1943年，徐平羽调任苏中区党委敌军工作部部长。这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侵华日军第60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将“清乡”重点转移到苏中地区，妄图消灭苏中的新四军部队。苏中军民针锋相对，展开斗争。负责领导对敌伪军和敌占区工作的徐平羽抽调人员，层层建立敌军工作组织，通过非直接军事手段削弱敌人：他们制作并散发日文或中文的传单、宣传画，到战场喊话，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激发日军思乡厌战情绪，以削弱敌方战斗意志和士气；开展策反工作，争取敌军（特别是伪军）反正、投诚或中立，直接减少敌方力量；加强情报搜集，以各种身份化装潜入沦陷区，到酒馆、集市等场所搜集情报；加强渗透，打入敌人内部建立和发展关系，既从内部瓦解敌人，又探听敌人动向。在争取、瓦解日伪军，搜集情报，向敌占区群众进行宣传等方面，他们做了大量工作。为粉碎日伪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他带领情报人员打入敌人心脏地带南通地区，不仅为反“清乡”斗争提供了大量情报，而且在1943年秋策动八九个敌伪据点同时起义，诱杀了一部分汪伪特务。

1943年春，粟裕提出让新四军一个团打入日伪军内部，完成破坏敌人任务后再回归的设想。此事由徐平羽秘密运作。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炮兵营长的汤景延，抗战爆发后，在南通组建抗日游击武装——通海自卫团，积极抗日。1942年，他率部加入新四军，个人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考虑到汤与日伪一些军官打过交道，徐平羽决定让在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活动的汤景延团（汤团）以假投敌的方式打入敌营，借以侦察敌情，控制苏中南北的通道。

在敌营，汤景延获得了大量军事情报，再通过秘密电台发给新四军1师和苏中军区，使敌人“清乡”屡屡失败、损兵折将。汤景延还以创办“协计商行”作掩护，将各种物资秘密送往苏中四分区。1943年9月30日, 汤团顺利完成“卧底”任务，回到苏中根据地。（编者注：详见本刊2026年第5期《“汤团”与“狼”共舞的163天》）

“黄河大队”彰显才华

抗战胜利后，徐平羽先后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后方留守机关（代号“黄河大队”）副大队长。

“黄河大队”不是战斗队，而是苏皖浙一带地方干部和我军政机关的干部家属，共2000多人，尤其是老年人多、党外人士多、知识分子多、干部家属多、小孩子多。1946年，徐平羽具体负责率领这支队伍，还有新安旅行团成员和烈士子弟学校学生等，从江苏淮阴向山东、河北转移（只有从部队调来的一个战斗班和少量地方武装护送）。在上有敌机袭扰、下有国民党军堵截的情况下, 他带队与敌人巧妙周旋，穿越封锁线。队伍到沂蒙山区后，经常在山里转，条件十分艰苦。有同志一度认为队伍庞杂，应该分散隐蔽。徐平羽就对大家讲，我们的任务是安全转移，以保存革命的宝贵财富。现在我们在山沟里转，看起来有点困难，将来他们中有许多人，可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翻起更大的浪花哩！许多老弱、生病的同志听完，都信心倍增。

1947年1、2月份，“黄河大队”准备穿过胶济铁路。2000多人才过去了一小部分，铁路就被敌人封锁了。徐平羽等人研究后，决定在地方武装协助下，连夜组织队伍，冒着严寒从泰安附近的大汶河穿过津浦铁路，再折向西北过黄河。国民党军派了一个师追击“黄河大队”，一直追到黄河边。转移途中，徐平羽冷静指挥，最终组织全员顺利过了黄河，安全转移到河北故城。此举团结了大批党外人士，保护了很多妇女和儿童，振奋了全体人员的革命精神，得以后来为前方输送许多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徐平羽先后担任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南京市首任教育局局长、华东文化部部长兼首任南京博物院院长，后调往上海，历任上海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1960年，他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文物、艺术工作，为推进国家文化艺术及文物事业竭尽全力。

1986年9月23日，徐平羽在北京逝世。张爱萍为他写下挽诗:“平生徐徐展羽翼，大江南北任翱翔。历尽艰辛傲霜雪，神游九霄舞霓裳。”

（编辑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