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红军老战士刘英晚年回忆说：“从1934年10月16日踏上长征之路，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我作为红一方面军三十个女战士之一，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跋涉了三百六十九天。这是永生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

1990年8月，我以第二军医大学政教室教师的身份，到北京参加纪念张闻天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会后，我又经二军大海医系教授、张闻天外甥马文彬介绍，到张闻天夫人刘英住所，对她进行了采访。今年10月将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胜利会师90周年，我回想起当年对刘英采访后写成的文章，以及后续出版的刘英回忆录和相应的研究成果，写成此文以志纪念。

中央红军突围

1934年10月初的一天，刘英正在江西于都落实红军扩大队伍的工作。当时，毛泽东在赣南省委巡视，住地离于都县委近。刘英赶去汇报工作时，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说：“刘英同志，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于都距离瑞金180里，一天就赶到了。赶到瑞金，刘英才知道，所谓“特别任务”就是中央红军要突围，要从根据地打出去。张闻天已经在《红色中华》上写了社论，指出要根据当时的环境来决定斗争方式，必要时要采取退却、转移的办法，以保持军队的有生力量。

就在回到瑞金后的第三天，突围部队就踏上了征途。除了野战军团外，军委机关编成一个“红星”纵队，党中央和政府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编成一个“红章”纵队。

过了于都河之后的一段时间，队伍行进比较平稳。这时，毛泽东才告诉刘英，他之前到于都的任务是察看地形，选择突围的路线。利用于都河的枯水期，队伍在选定的地点架起5座浮桥，安然地过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泽东选定的路线。

1934年11月下旬，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色大军，连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到达湘江边，又遇到了敌人凭借湘江设下的第四道封锁线。在突破这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中央红军虽然绝处逢生，暂时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危险时刻，中央红军的领导们在通道、黎平、猴场接连召开3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确定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使红军开始摆脱被动局面，赢得了主动。

遵义会议之后

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后，开展了队伍整编工作。刘英回忆，领导中央红军整编的是陈云，而她参加了具体的工作。刘英回忆道：“陈云同志气魄大，组织能力强，细致而又果断，长征途中好多次渡河都是他在渡口指挥。”队伍把“红章”纵队撤掉了。庞大的挑夫队伍解散，一些笨重的家伙有的埋起来，有的干脆扔了。凡是能战斗的人，都调到前方去。迫击炮、炮弹、枪械分给各战斗部队，余下的人成立一个中央纵队，主要管资财、供给和档案，有一批挑子和驮子，带着文件档案和金银钱款，此队伍由刘英当指导员、杨立三当队长、毛泽民当副队长。经过整编，队伍精干多了，机动灵活，再不像先前那样拖泥带水了。

过了没有多久，刘英被调到中央红军的地方工作部。地方工作部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每到一地，打土豪、分浮财，发动群众拥护红军。还有一项比较重的任务是安置伤病员，即对伤得比较重、没有办法跟着队伍走的伤病员，就同老乡商量，给老乡一笔钱，让他们留下来，住到老乡家里养伤。后来地方工作部又多了一项工作，就是发现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他们入党，让他们在本地开展工作。

1935月2月上旬，队伍经过扎西的时候，给刘英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听了张闻天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才知道中央红军在一个月前攻克遵义之后，在那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作了总结。刘英回忆说：“我们从闻天的报告中得知，遵义会议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作出了改变领导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取消最高‘三人团’，由周恩来和朱德指挥军事，而毛泽东作为军事决策的帮助者。”后来，常委分工又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扎西会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后，干部们心里都豁亮了。从此，红军在毛泽东正确指挥下，主动灵活地同敌人周旋，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被动局面。

二占遵义后，张闻天请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但是，不久在要不要攻打打鼓新场、怎么开展下一步行动问题上，领导层意见分歧明显。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曲折反复，因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必须临机决断，靠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战机，所以根据毛泽东建议，决定成立军事三人小组统一指挥。这个军事三人小组的成员为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

遵义会议后，大约4月间，刘英接到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写来的一张条子。条子上写道，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同志工作，立即前往报到。刘英回忆说，她感到非常突然，骑马奔到总政治部，跟李富春说，她是做群众工作的，中央队秘书长她干不了。正说着，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正好都过来了。毛泽东、王稼祥一起说：“你做得了。”张闻天也说：“你完全能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思想工作不做不行，你在这方面有经验。再一个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开会时做个记录。”就这样，刘英当上了中央队秘书长。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以后，已经把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甩掉了。刘伯承同彝族头领歃血为盟，部队安然过了彝族区。以后，红军又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蒋介石企图让红军当第二个石达开的迷梦破灭了。

与张国焘斗争

过大雪山，是红军跳出敌军围追堵截后遇到的自然界的第一个大障碍。主要问题出在山顶上。山顶空气稀薄，呼吸困难，有的人挺不住，憋死了。下山容易得多了，胆子大的干脆忘记了疲劳，像滑滑梯一样滑下去。下了山，大家似乎忘记了疲劳和危险，交流起经验来。人在困难中，觉得非常难；过来之后，又好像不觉得难；过了一段时间再回想起来，又会感到真不容易，甚至搞不清楚自己怎么有那股劲征服困难的。尤其让人高兴的是，翻过大雪山，到了达维，遇上了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知道红四方面军都在这一地区。中央红军从隔年10月中旬出发，一直想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未能如愿，如今总算碰上了红四方面军。而且，看起来红四方面军人数多，装备好，给养也足。6月14日到达维的当晚，两支兄弟部队联欢，气氛欢乐融洽。

第二天，部队就向懋功方向进发，走了大约一个星期，到了两河口，终于同红四方面军总部会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会议。会议在一座喇嘛庙里开了3天，集中讨论了战略方针问题。两河口会议是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通过了一个正式文件： 《中央政治局决定——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其中明确规定：在红一、四方面军汇合后，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

但是，张国焘对中央向北进攻的决定并没有认真执行。在毛儿盖一带，中央同红四方面军张国焘、陈昌浩之间，电报和人员往来频繁，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一直继续进行着。在毛儿盖，中央决定组织左路军和右路军经草地北上，红军总部随左路军行动，党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进了草地，茫茫一片，看不到一点人烟。开头有吃的东西，还好一点，后来没有吃的了，野菜几乎被前面过去的战斗部队摘完，熬汤的盐也没有，人就没有力气了。风一阵，雨一阵，也受不了。要是一不小心陷到泥沼里，就糟了。没有力气爬出来，想救也救不了。眼看着有的同志陷下去，没了顶，泥水里泛着泡泡，就完了。刘英同李富春夫人蔡畅走一路，两人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晚上宿营，用两张床单搭个帐篷，躲避风雨，两人依偎在一起，觉得暖和一点。在草地上走了七天七夜，完全是一个渺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

过了草地，看到了村庄，见到了群众，解决了吃喝问题，体力逐渐恢复。在巴西一带，大家正等待着左路军北上的消息，一天半夜，突然凯丰过来喊：“起来，起来，马上出发！”大家问：“出什么事啦？”“到哪儿去啊！”凯丰说：“都不要问，快走！”“不要出声，不打火把，一个跟着一个，跟我走！”一口气急行军十来里路，过了一个山口，大家才停下来喘口气。

这时，有几个人骑马过来。大家定睛一看，是张闻天来了，后面跟着几个警卫员。张闻天说，现在张国焘要搞分裂，我们不得不离开这里；我们当然还是要想办法争取不分裂，但是，现在情况非常紧急，30军发觉我们突然行动，张国焘的追随者李特带了队伍来追，陈赓、宋任穷他们的干部团在那边山头顶着，你们快往北边走吧。说完，他就同大家分开了。那是9月10日，天蒙蒙亮的时候。

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开会。刘英当时不知道，那是因为张国焘继续搞分裂、另立中央。直到1936年1月公布俄界会议作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之后，她才知道。俄界会议当时还决定，成立陕甘支队，继续北上。

找到了落脚点

大约1935年9月下旬初，部队到了甘肃南部的一个小城镇哈达铺。两天前，先头部队攻占哈达铺的时候，在当地邮局得到了不少报纸。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翻读着这些报纸，才确切知道了陕北有苏区根据地、有红军。这真是喜从天降。

刘英回忆道：自从夜渡于都河以来，中央一直想找到一个落脚点，创立新的根据地。开头想到湖南西部，没有成功。后来想跟红二、六军团会合，又遭重大挫折。黎平会议曾决定以黔北为中心建立根据地，遵义会议有在川西发展的设想。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跟张国焘争论，就是反对他的南下西进在川康落脚，而坚持北上向东建立根据地。原想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现在得知陕北有一块红军的地盘，很自然就决定到陕北落脚了。

当时，张闻天写过一篇“读报笔记”——《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将相关情况告诉了大家：陕北二十三县，无一处没有红军和游击队的活动，刘志丹的红26军主力部队有3个师、一万多支枪；徐海东的红25军有精兵三千，转移到了陕甘边界处活动；甘南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

1935年9月27日，中央红军在通渭的榜罗镇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决定将陕北作为落脚点，到陕北去保卫和扩大苏区根据地。

至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任务就要完成，从万般艰难中走出来的中央红军面前出现了光明，眼看就要到“家”了，怎能不高兴呢。第二天，到达通渭城，开干部会，毛泽东诗兴大发，讲话时即席吟诵了后来十分出名的诗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刘英回忆：通渭城干部会议后不久，部队就同陕北红军取得了联系。1935年10月19日，部队穿过头道川，到达吴起镇。历经千辛万苦，红一方面军的长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编辑 韦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