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上海市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原顾问丁公量（1921-2017），曾是战斗在敌工战线上的一名卓越领导者。他在抗日战争期间，领导过新四军在浙东唯一打进日本宪兵队内部的谍战小组；在抗美援朝期间曾逆用敌人情报，干扰了敌人的战略决策。
转战浙东 开辟谍报新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1937年底，在共产国际情报组织任政治交通员的丁公量，受党组织指派，接送上海青年学生、党员干部和群众骨干800余人，经温州去皖南参加新四军（见本刊2026年第3期《从上海到云岭》）。他也就此加入新四军。1941年1月，他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伺机逃出，回到新四军军部(苏北)。1942年12月，他被派往浙东的抗日根据地工作。
宁绍战役后，日军侵占了宁波、绍兴、镇海、余姚、慈溪等地。1944年初，我党在靠近宁波、镇海的庄市建立起敌工站。该站原属三北地委敌工委领导，当年底被划归浙东区党委杭甬沿线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工委）领导，由时任浙东区党委敌工委副书记丁公量直接管理。这是我党在浙东地区唯一的敌工站。
庄市敌工站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散发传单等宣传品来瓦解日军，也配合部队战斗。1944年6月，该站在当地农会会员、民兵等帮助下，化装配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奇袭镇海虹桥（今属宁波市镇海区），活捉了日军少佐顾问吉永久寿秀（浙东日俘中军衔最高者）和伪军上校总队长卫文达等28人。
在敌工站的努力下，从1944年夏到1945年8月15日，庄市、慈城、龙山一带有12名日军主动向我投诚。另外，他们还抓过两个日军俘虏。
说到浙东敌工工作，就不能不提“400反间谍工作小组”。它建立的契机，是老党员周迪道的被捕。周迪道是诸暨人，1943年上半年在陆埠筹款时，被日本人抓了。消息传开，大家都很紧张。没过几天，丈亭的一个乡长带着一封信，找到了时任浙东区党委书记谭启龙。
信是周迪道写的。周说，日军要他来做事，他请示组织，要不要将计就计、潜伏在日军宁波宪兵司令部内？如果组织不同意，他就跟敌人拼了。拿着这封信，谭启龙找到了丁公量。“能打入日宪兵司令部，是很困难的事。这绝对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两人决定，让周迪道就此潜伏。
此决定的背景是，当时很多同志被日本人抓后壮烈牺牲。大家开始反思，与其白白牺牲，不如改用灵活方式去斗争。从战略角度考虑，宁波是浙东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日军驻有重兵，但敌工队虽在驻宁波的伪军、伪政权中有了一定工作基础，在日军内部却是空白。
周迪道这封信，成为一个机会。于是，经浙东区党委批准，一个反间谍工作小组在宁波建立了：周迪道任组长，核心组员陆续发展到9人。组员有男有女，大部分是被捕后经领导指示打进敌人内部的。对外，他们号称“宪兵队密探专家”。
“400小组”的存在，是绝对机密，即使在敌工委内部也只有主要领导人知道。丁公量作为这个绝密小组的最高领导者，给组员们定下 “迷惑敌人，站稳脚跟，广交朋友，积蓄力量” 16字行动方针。
“400小组”在敌人“心脏”活动，他们会定期向日军提供信息，但多是过期的无效信息。借着日本宪兵队密探的身份，他们会去敲奸商的竹杠，把敲来的钱作为小组活动经费。小组的联系人乐群，原是富商千金。其他人获得的信息，汇总到乐群这里，再由她向组织汇报。
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400小组”多次获得重要情报，挽救了许多被日寇抓获的新四军指战员或爱国进步人士。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他们策反了60多个日本密探或宪兵到新四军里来，并弄到了枪支弹药和电台等军用物资。
入朝参战 逆用情报立新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丁公量入朝作战，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保卫部长，参加了第二、第五次战役。1952年秋至1953年春，在第9兵团担任朝鲜东海岸反登陆战备任务期间，9兵团保卫部策划和实施了一场逆用美军远东情报局高级情报组、动摇敌统帅部登陆决心的反情报战。那次斗争手段新颖，成效明显，曾受到罗瑞卿大将的充分肯定，被称为我军保卫部门战地反情报战的一个范例。
1952年夏秋，美军叫嚣要随时在北朝鲜东西海岸登陆。丁公量在一次部务会上分析后认为：美军进行“两栖登陆”虽在兵力部署上还无力完成，但其情报部门肯定要积极准备，会向我防区不断派遣特务。根据敌特活动的规律，丁公量觉得农历满月前后的三五天，将是敌特空降的最佳时机。于是，他通报兵团所属部队，到时加强对海、空的监视，注意捕捉空降特务。
果然，8月下旬某日深夜，韩军情报部(代号4863部队)派遣一个情报组携带信鸽，秘密空降到志愿军9兵团防区万年德山。敌特着陆后，即被9兵团警卫连捕获。我军对敌特连夜突审，从其口供及携带信鸽等迹象推断：该情报组的空投，表明敌人侦察方向已指向北朝鲜东海岸地区；如我们及时放回信鸽，谎称该情报组平安降落，很可能会使敌情报部门随时派遣后续的“高级情报组”潜入我后方活动。
丁公量果断决定：抓住战机，诱敌入网。我军将信鸽放飞后，不出两个月，果然又捕获4名敌特。经审讯查明，这个4人高级情报组由美远东情报局派出，直通敌统帅部，任务是执行对我军的侦察和策应美军在东海岸登陆，其提供的情报将对战局干系重大。通过政治教育，敌情报组中一个名叫孙宪的通讯员表示愿服从我军指示，立功赎罪。我军酝酿利用缴获的敌特通信工具，开展反侦察、反情报斗争，配合我军部队作战。这一计划很快获得上级批准。
一场逆用电台的反情报战就此打响。孙宪在我方监视监听下，首次与敌情报本部通过电讯联络，获得成功。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敌方按照我军发去的电文要求，相继两次派机空投，给已为我军所掌握的情报组送来大功率电台1部、手摇发电机2台。
丁公量他们对每一次发向敌方的电文，都反复斟酌，用敌方的习惯用语，精心拟稿，缜密修正；对每次敌方来电，则准确翻译，看字面文理，品口吻语气，逐字推敲，求解其深层含义。他们以敌方给情报组所下达的情报要求，去窥测敌统帅部的军事意图，再以我军给它的真、伪、虚、实相间的“情报”，去干扰敌方的情报中枢。
1953年，9兵团与3兵团调防，丁公量作为志愿军代表之一，被派往板门店参加停战谈判。他们将逆用电台工作原地移交，直至朝鲜停战。
后来，丁公量从美国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给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的报告（1993年解密）中看到，我军当年的逆用电台工作，确实对朝鲜战争的演变产生了重大影响。杜勒斯在报告中引用我军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判断：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大约有30万人被布置在可能发生登陆作战的海岸地区……共产党已极大地加强了他们的海岸及前线防御……鉴于这种情况，我们情报局认为……中共军队将展开最大限度地面防御来抗拒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实施坚决的反击” 。曾被美军大肆准备的在北朝鲜东海岸“两栖登陆”作战方案，最后不得不搁浅。
（编辑 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