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不仅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海外学者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课题。自20世纪中期以来，欧美、日韩、苏俄为代表的海外学者，依托历史文献、口述史料与跨文化研究视角，围绕遵义会议的历史价值、革命影响，展开了持续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兼具学术性和多元性的观点论断。多数海外学者认为，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战略的根本转折，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
遵义会议最直接的历史意义，在于纠正李德、博古等人的错误军事路线，挽救陷于危亡的红军。这是海外学术界达成的普遍共识，也是海外学者研究遵义会议的核心切入点。
美国学者徐中约在《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一书中指出：“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迫使对手离开了创建七年之久的江西根据地。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中共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李德的战略错误，他以阵地战取代了毛泽东经受考验的游击战。”杨炳章在美国留学和工作期间出版的《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一书，介绍了遵义会议通过的两份书面决议《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第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这两份决议对党的军事建设经验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教训进行了深刻总结，将遵义会议前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正是这一错误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由于长征初期的接连受挫和湘江战役的惨败，红军将士的士气十分低落，要求改变现状的呼声越来越高。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毛泽东》一书中指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利用这些失望情绪，“一方面由于他特有的朴实的军事策略，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像丘吉尔一样，能提出近乎冒险的，但同时又是明确的爱国主义的呼声。像丘吉尔一样，他知道如何把握国民的最深层的本性，激励他们去战斗、去忍耐、去持久地反对一切不平等”。
遵义会议从长征前期盲目的逃跑主义转变为有目的的军事行动，是红军屡遭挫折后要求改变军事路线的必然选择。法国学者阿兰·鲁林在《毛泽东：雄关漫道》一书中认为，遵义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灵活进攻的战略路线，其主要内容包括：快速进攻，快速撤退，集中兵力歼灭敌人，避免持久战等。红军的这一军事战略转变意义重大。迪克·威尔逊在《周恩来传》一书中指出，红军开始长征时，“除了避开敌人以外”，“没有既定的目标”，“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力量，才冲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圈，而唯一通向的贺龙的共产党根据地的道路，也被蒋介石堵住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与湘西贺龙部队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这一建议得到了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人和部队负责人的认可。
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到达遵义后，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李德、博古等人的军事错误。会议根据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的建议，对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了彻底纠正。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常委，并形成了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在《毛泽东》一书中认为，遵义会议使长征从精疲力竭的军事撤退转变成既有革命目的、又有民族目的的政治行为。他特别强调毛泽东在遵义天主教堂里为解释遵义会议决议召开的群众大会上，提出未来几个月的一个重要口号“北上抗日”。法国学者菲力普认为，遵义会议使长征初期的“西进”真正变成了“长征”。
美国著名中国学家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指出，遵义会议成为红军摆脱覆灭危机、实现军事战略转向的关键。多数学者认为，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确立，使红军摆脱了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重新掌握了军事斗争的主动权，是红军得以存续、完成长征的重要前提；遵义会议还实现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彻底转折，不仅确定了红军长征的最终走向，而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史上的关键转折点。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核心，导致右倾、“左”倾错误频繁出现，特别是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使党和红军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促使中共领导人和广大红军将士产生了改组中央领导层的强烈要求。绝大多数海外学者认为，遵义会议超越了军事路线的调整，是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能够实际上成为党的领导核心是历史的选择。日本学者竹内实在《毛泽东的诗与人生》一书中指出，长征开始后，由于红军接连受挫，红军中逐渐产生了对李德和博古的不满，甚至埋怨。对比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的德国人李德来说，一步也没有离开过中国的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掌握红军指挥权，是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事件。徐中约认为，“国民党军队的狂轰滥炸，促使一些军政领导人逐渐对李德和博古的无能领导感到失望”，“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率先表达了这种感受。王稼祥认定李德和博古必须‘拉下来’，并向毛泽东透露了他的忧虑”。王稼祥的主张得到了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赞同。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希望改组领导层，毛泽东的威信得到了大大增长，因为毛泽东代表了与李德和博古等人相对立的正确路线。
迪克·威尔逊认为，遵义会议的一些与会者之所以会在非常时期转向支持毛泽东，希望他来领导红军，是有实际原因的。此时他们已深入到中国内地。在那里，对以前那些接受外国训练和只有城市经验的领导人来说是不适应的。他们需要一个来自人民之中的人，一个天才的农民领袖来领导。这位领袖十分熟悉中国内地的基本情况，并善于做思想政治动员工作，至少应领导他们能够再次起来占领城市，甚至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杨炳章认为，正是由于李德、博古等人忽视了中国国内战争的基本战略和战术原则，特别是由于军事指挥上的各种错误构成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毛泽东才可以按他的意图重新改组当时的军事机构”。杨炳章还认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得到并不那么多，“只是政治局常务委员和周恩来的军事助手”。但他也得到了很多，“在他的共产党员生涯中，首次成了党的五个最高领导人之一，并获得了指导全党全军最重大行动的权力。更重要的潜在意义是，他成了过去党的正确路线的唯一代表，将来能领导党和红军取得胜利的唯一人选。用李德的话来说，‘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取得党和军队领导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这第一步使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逐渐成为党和人民军队的最高领导人。
美国著名学者施拉姆是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大家，他在相关著作中提出，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关键性重构，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在党内的统治，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领导集体，改变了长期以来党内思想混乱、决策分散的被动局面，使全党实现了高度的团结。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也认为，遵义会议化解了中共中央的内部政治危机，凝聚了全党的革命意志，为中国共产党在极端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守革命理想、持续领导中国革命斗争，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障和组织支撑。德国学者托马斯·卡朋从政党自我革命的角度分析了遵义会议的历史作用。他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党内民主决策直面并纠正了自身的错误。这说明，中国共产党无需依赖外部力量干预，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净化、自我修正的政治能力，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成熟的核心标志。
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曾提供过一定的帮助。自从加入共产国际后，中国共产党就深受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影响。由于共产国际领导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重大关系。
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建立电台联系是在1928年。电讯联系给共产国际提供了指挥中国革命的便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共中央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海外学者在研究遵义会议时，多从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关系、中国革命道路探索的维度上进行分析，普遍认为遵义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彻底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新征程。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是研究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的著名专家。他认为，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自主决定了党的领导人选、军事路线和革命方向，彻底摆脱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令干预，打破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苏联革命模式的教条主义盲从，是中国共产党从依附共产国际走向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根本性转折点。
罗斯·特里尔认为，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已经走出“莫斯科阴影”。“中共第一次由一个不敬畏苏联的人领导。权力向毛泽东倾斜，恰恰发生在与莫斯科的联系极为困难、共产国际与中共间的来往通信几乎完全消失时，这绝不是偶然的。”他还认为，尽管毛泽东仍然敬仰十月革命，但在党内和军内的组织方法总体上是在抵制“斯大林主义”。
日本学者竹内实认为，遵义会议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永远结束了。这次会议确立了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在莫斯科和外国，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原则。“如果说对谁负责的话，不是对莫斯科而是对中国民众。”这是遵义会议确立的又一重要原则。“永远排除外国党的干涉，这种共同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就在中国共产党内牢牢地扎下了根。”
英籍华裔女作家韩素音著有《早晨的洪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 《周恩来与他的世纪》 等有关中共党史人物的传记。她认为，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覆灭、中国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力挽狂澜，保留了中国革命最核心的力量，为后续开展抗日战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保留了珍贵的革命火种，是中国革命从低谷走向高潮的历史起点。
多数学者认为，遵义会议摒弃了“以俄为师”的照抄照搬思路，开始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探索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文化传统的革命道路与战略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初步实践，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形成共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总之，海外学者虽然研究视角不同、研究方法有异，但他们在核心观点上高度一致，均承认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充分肯定遵义会议在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认同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成熟、走向独立自主的关键标志。他们从军事、政治、道路等多重维度，系统阐释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其主流观点充分印证了遵义会议作为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点的核心价值，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客观认识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与时代价值。 （编辑 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