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记忆中的红军战斗

我的老家在福建省长汀县策武镇南溪村。父亲张有利（原名张井子）1918年5月出生,1933年5月参加红军。他生前曾给我们讲过不少亲历的战斗故事。

奔袭宁洋县城

1934年春，父亲被编到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独立第9团2营6连当司号员。那时敌人封锁很严，根据地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军区命令红9团想办法解决苏区后方机关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吃盐问题。为此，团首长派侦察员去宁洋县一带侦察。

很快，侦察员回来报告，离宁洋县城约30里的沙口镇，堆积有几十万斤食盐，但驻有敌人。红9团驻地离沙口镇约160里地，如果要过去，必须经过宁洋县城。宁洋县城驻有敌人一个营。为了完成上级交付的任务，也为了支援后方的军民，红9团团长吴胜决定：先奔袭宁洋县城，再到沙口镇取盐！

连长叫父亲吹集合号。当时父亲生病刚好，但一听有任务，浑身来劲，吹出了洪亮的号声。部队集合后，连长对我父亲说：“司号员，你病刚好，就留下吧！”父亲赶忙拉住连长的手，要求去执行这一光荣任务。父亲急迫求战的神情，让旁边的战友们都很感动。在大家一致要求下，连长答应了父亲的请求。

部队出发了。160里山路艰险，特别是还要夜间爬山。但困难再大，也压不垮红军战士。

因为是急行军，病刚好、年纪又小的父亲渐渐跟不上了。父亲回忆，他当时心里非常着急，总嫌自己长得太矮、走路太慢。他拼命走呀、爬呀，眼看战友们都走到了前面去了，自己越落越远，怎么办啊？父亲急死了！

这时，营长的马也正在向上爬坡。马尾巴一动一动，立即把父亲吸引住了：这马尾巴不是可以利用吗?而且，马的四肢正在向上很吃力地爬坡，蹄子绝对不可能腾空踢人。于是，父亲上前紧拉着马尾巴，顿时感到轻松多了。就这样，父亲连爬了几座山。战友们看到后，都说：“别看我们的小司号员人小，点子可多了！”大家有说有笑，让父亲觉得行军速度也快了。

为了不被敌人发现，战士们白天还要躲避敌机。他们个个似神兵，翻过一山又一山。经过一天一夜急行，于第二天天亮前赶到了宁洋县城下。

宁洋城墙很高，红军突击队用准备好的大毛竹梯子，从东门侧面，神不知鬼不觉地爬了上去。身为司号员的父亲紧跟着连长。连长个子高、身强力壮，三步并作两步，很快就爬上城墙。父亲赶紧跟着。连长和文书则连拉带推着他往上爬。

突击队爬上城墙，干掉敌人哨兵。同时，我军的尖兵排也打开了城门。连长命令父亲吹起冲锋号，战士们潮水般涌进了城。团首长根据侦察员之前的情报，决定部队分成两路，包围敌人。敌人乱作一团，有些还在睡大觉的甚至衣服都未来得及穿，就糊里糊涂当了俘虏。 

战斗结束后，吴胜团长命令1营和团部宣传队留在城里，一边打扫战场，一边张贴标语、向群众宣传打土豪等道理，而父亲所在的2营去沙口镇运盐。

沙口镇的敌人得知红军打进宁洋城，早已吓跑了。2营未放一枪，顺利进入沙口镇。

为了尽快将食盐运回去，团政委温华贵和参谋长王友成集合队伍，号召全团上至团首长、下至炊事员，包括我父亲这样的“红小鬼”，每人要背回20至50斤盐，越多越好，因为多背1斤盐就能多解决一点后方的困难。

他们话音刚落，大家就争先恐后地装起盐来，有的挑，有的背，有的扛。连长看父亲病刚好，就叫父亲不要背了。父亲不甘示弱，和战友们一样脱下裤子，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当时部队没多少口袋）用。

那时，福建军区的后方机关驻在连城、古田一带。红9团这次执行任务回来后，受到了军区首长的表彰和群众的赞扬。

带新战友突围归队

中央红军长征后，1935年春，原中央苏区根据地周边的环境更加恶劣。敌人妄图通过封山、移民并村等手段，隔断红军与乡亲们的联系，困死、饿死在深山老林里的红军战士。

永定的金丰大山，在当时成了红9团极少数的生存营地。

一天夜晚，部队从金丰大山下来，准备去配合红8团作战。途中，部队要经过永定、平和、南靖三县交界处。走到一个叫堵书坪的村庄时，天已亮了。

由于此前长期生活在山上，这次看到堵书坪村地形很好，加上天又亮了，为免遇到敌人，部队决定就地隐蔽。战士们一面待命休息，一面抓紧清洁个人卫生。一时间，河边晒起了许多衣服。大家正忙着，突然听到枪声。

原来，敌人（约两个营兵力）并不知道这里有红军，是打算从龙潭到安背去（必须经过堵书坪）的，可走到堵书坪时，发现河边晒有很多军服，估计有红军。

敌人发现红军的同时，红军哨兵也发现了敌人，但回来报告已来不及，只能一面鸣枪报警，一面与敌人打了起来。这时，大队长陈云龙和政委熊兆仁为了保存部队，当机立断：组织一个手枪班阻击牵制敌人，大部队向村后的大山撤去。谁知，狡猾的敌人抢先占领了后山（我驻地后方也发现了敌人）！情况紧急，唯一的出路，只有冲出敌人尚未完全形成的包围圈。

全队年纪最小的，不算父亲，是年仅15岁、参加红军才三天的战士陈达云。父亲大他两岁，已算“老兵”了。眼看战友们分头冲出去了，父亲来不及思考，一边拖着这位新战友，一边对他说：“别怕！”

父亲回忆，当时他先摸了摸身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手榴弹，接着拉着陈达云，迅速钻进一个被厚厚杂草掩盖的土凹里藏了起来。草很密，很扎人，他们身上、手上被扎到也感觉不出疼。父亲想，万一被敌人发现了，就用手榴弹跟敌人拼了；如果没被抓到，就带陈达云摸到山上找部队。父亲还安慰陈别怕，叫他跟在自己身边，别吱声。

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们仔细听，没听到什么动静，觉得敌人没搜到这里。但两人也不敢麻痹，又一直等到天黑，再次确认周围确无动静时，才慢慢爬出来，寻找不知去向的部队。

找了一会儿，他们发现不远处的小木屋里有微弱的光，就小心翼翼摸到屋前。父亲叫陈达云守在外面，自己摸进屋里。屋里有两个老乡，似乎是兄弟俩。当他们听父亲说自己是红9团的，还有一位战友在外面时，立刻让陈也进屋，并很快弄好了饭让他俩吃。

老乡说，敌人刚走不久，叫父亲和陈抓紧吃完后也快走。从谈话中得知，这俩老乡也当过红军，是当地党组织安排他们留守这里，专门负责联系失散同志的，只是他俩也不知部队去向。父亲和陈不敢久留，谢过这两位同志后，又摸到山边一个山洞里躲了起来，想着部队会去哪儿呢?

不知不觉，他们睡着了。第二天，两人继续寻找部队，从堵书坪一直找到夏池的一个树林，终于找到了在那里宿营的红军部队。两人高兴极了！第一个向他们迎来的，就是陈云龙大队长。陈云龙也非常高兴，说部队突围出去后，没有见到你们两个小鬼，都以为你俩被敌人杀害了，没想到你俩机智躲过敌人，还顺利回来找到部队了！接着，他大喊：“你们看谁回来了！”

熊兆仁政委则连声夸父亲：“张有利，你个小鬼真机灵！还能带着新战友找回部队，太好了！”他又叫同志们赶快弄饭给两人吃。父亲和陈达云一边大口吃饭，一边回答大家的问话。这时，父亲才真正感觉到安全了。

男扮女装拔敌据点

1936年秋，父亲在闽西红军四支队一大队任司号员。随着形势变化，红军当时也能经常下山活动了。

父亲回忆，一次，他们到了跟广东省大埠县樟溪镇交界的地方。那里原先没有人家，荒山野岭，便于红军活动。但时间不长，就被敌人发现了。当地白匪很坏，为了阻止红军与老百姓往来，专门修筑了三座碉堡。原先，那里是行人过往的必经之路，也是去往樟溪的一条大路。碉堡修好后，附近百姓如要外出，必须去碉堡里打路条，否则就别想出门。敌人妄想以此困死红军。

红军也在想办法消灭敌人。经过周密侦察，大队领导再三研究，决定挑选十几个年轻、身材瘦小的战士，装扮成妇女进入碉堡，进而拔掉敌据点。入选人员中，就有我父亲。

父亲说，他们事先向老百姓借了很多花衣服、花毛巾。头上包花毛巾，身上穿花衣服，胸前还垫了假乳房，从远处看，好像真是妇女了。他们选了一个早晨，化装好，三三两两地结伴向碉堡走去。父亲和一个姓谢的战友走在最前面。大家故意用尖嗓子说话（以引诱敌人），走起路来也故意模仿妇女，慢慢地走。

敌人真的上当，以为父亲他们是年轻妇女，有人用下流的眼光看着我伪装人员，还有人真管父亲叫“阿嫂”。父亲想笑，又不敢真笑出来，只好忍着，并用尖嗓音回答敌人问话。

我方十几个化装人员故意喧闹，还争先恐后地抢着要路条，目的就是分散敌人的注意力。

眼看我们的人陆续来了，大队长刘永生及时发出攻击信号。顿时，枪声和喊杀声四起，一个碉堡被我们拿下。

另两个碉堡的敌人虽然赶紧关门，但红军战士已经冲到碉堡前，一阵手榴弹炸开了门。里面的敌人鬼哭狼嚎，有的怕死鬼还跪在地上，全身哆嗦地喊着：“红军爷饶命！”“红军爷饶命！”

这时，父亲看到几个敌人忽然一闪就不见了，四处寻找也不见踪影。原来，敌人早就做了逃命准备，在碉堡内挖了可通到后山的地道。谁知，红军战士事先已侦察到有地道，早已埋伏在出口处。敌人一个也没有跑掉。

父亲回忆说，当我军搜索到后山上一个山坳时，看到一个白匪把头钻进洞里，屁股却在外面。父亲上前，对他的屁股用力砸了一枪托，就把他拖了出来。这家伙还是个敌人头目，吓得浑身哆嗦，举着双手，连声哀求饶命。这次战斗红军缴获了敌人的手提机关枪、步枪、手枪共几十支，以及不少子弹等军需物品。

1938年2月，父亲随部队被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皖南事变后又被编入新四军第7师第19旅含和支队，历任排长、连长。解放战争时期，父亲任华东野战军7纵21旅63团连长，枣庄战役期间身负重伤。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历任安徽省军区六安军分区科长、金寨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徽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等职。父亲于1978年7月离休，1980年10月病逝于上海，享年6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