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上海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战斗在敌后的新四军骨肉相依、守望相助、携手抗敌，演绎出无数感怀的史实。上海与新四军通信的历史渊源就是其中十分有意义的一页。
上海是新四军通信网络敌后重要“末端”地
军队信息系统，犹如人的神经系统维持生命意识。军队的作战指挥、情报搜集、后勤装备供应、对外交往、根据地建设等，都依赖信息系统的正确传导。新四军通信网络，由有线电、无线电及交通传递网络等构成。在高度分散机动的游击战条件下，新四军部队的异地通信，主要依靠无线电通信网络保障。
我党早期在上海就建有电台。八一三淞沪抗战以后，坚持在上海工作的秘密电台就有两部。一部是李白电台，负责联络延安的党中央、中央军委；另一部是秦鸿钧电台，原设置在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148号，1940年后转移至打浦桥新新南里315号，负责联络新四军电台。秦鸿钧秘密电台就是新四军无线电通信网络中最重要的末端电台。
上海有广谱的信息资源，大量的战争形势信息、日伪顽军情信息、社会经济文化信息，以及上海人民反抗强敌、支援抗战的信息，其中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需要通过电台发往延安和新四军。但是日伪对上海实行疯狂的恐怖统治，秘密电台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时时处在危险之中，使得秦鸿钧电台不得不一次次变换驻地。电台每一次迁址，都得到上海地下党的倾情庇护，秦鸿钧也一次次变换职业身份。其中以“永益水果公司”老板身份、以弄堂开杂货铺经营油盐酱醋身份掩护最为安全，在重重艰险的环境中隐蔽坚持下来。
上海滩上，敌特汉奸、密探鹰犬如麻。单身中青年人往往成为他们盯梢的对象。秦鸿钧是山东沂南人，浓重的外地口音加上单身，极易成为敌特捕捉的目标。上海地下党慎谋良策，物色了一位上海女儿韩慧如（她是小学教师、中共党员，政治可靠、职业正当、办事干练），让她与秦鸿钧假扮夫妻，组成小家庭作掩护。后来两人有了爱情，经组织批准成为伉俪。两人白天忙碌“营生”，夜深人静时，秦鸿钧进入密室，架起电台“滴滴嗒嗒”地把一份份重要的电报发往华中局、新四军。韩慧如望风放哨、传递情报。夫妇俩忘我工作，献身秘密电台。
秦鸿钧电台坚持在上海秘密工作，最大的危险是敌人的无线电侦听搜捕，尤其要防敌特电子测向机采取分区停电搜索秘密电台信号。他机智勇敢灵活应对，一次次挫败了敌人的阴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蓄意发动全面内战，上海重又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秦鸿钧电台遇到了更危险的处境。1948年12月，李白被叛徒出卖，电台遭破坏，秦鸿钧电台增加联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任。1949年3月19日夜，秦鸿钧正在向华东局拍发一份上海敌情电报时不幸被捕。1949年5月7日，上海解放前夕，秦鸿钧、李白被杀害在上海浦东戚家庙刑场。新中国成立后，上影拍摄了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追思先烈、教育后人。
上海是新四军通信人才器材设备的供源地
新四军是红军南方游击队编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各级指战员的思想觉悟、政治素养高，但是武器装备十分落后。1937年10月集中改编时，通信器材装备都已损失殆尽，只保留下6名懂报务技术人员。项英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谈判的情况，竟使用国民政府地方邮政单位，用明码电报向党中央作报告。这是何等的无奈之举。
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初建时，叶挺军长曾当面要求蒋介石调拨通信装备，蒋推由何应钦办理，应允5部电台只发了1部，报务人员自行雇请。叶挺愤而亲率干部去香港采购武器装备及通信器材，命令军部组织无线电人员培训，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办通信。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都市，是国内唯一具有进口与自制电信器材设备、职业培训无线电人员等能力的城市。新四军东进敌后，境外联系中断，上海就成为新四军电信技术人才、器材设备的重要供源地。
上海的电信技术人才有多个层面：一是上海有多个电信职业学校，吸收社会青年培训后自谋职业。二是上海商业电台有一批无线电技术人才，他们掌握熟练的无线电技术。三是国民党以各种名义举办的无线电训练机构，训练完成后遴选动员去国民党部队。四是上海有一批自学成才的无线电青年学生，稍加复训后可以使用。这些人才中一部分有觉悟的爱国志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精神的感召下，在上海地下党及进步组织动员下，纷纷参加新四军。
上述热血青年，经过不同路途到达新四军部队，其中到达江南新四军第六师部队的人数最多，其次是一师、四师、二师、三师部队。这是新四军电信队伍增加的新鲜血液。他们成为各级电台的技术骨干，有的担任电台区队长、分队长，有的担任报务员、机务员。大批电信技术人才的到来，不仅缓解了新四军通信人才奇缺之困，也带来电信技术。曹维廉、朱培章、朱隽亚、陆延年、余春舫等一批上海来的人才，在军部及各师无线电训练班传授技术技能，一期接一期，有的连续干到抗战胜利。他们带来的技术，融入到新四军的无线电技术中，无论收报、发报、通报及沟通技术都更全面，无线电网络组成、联络方式更多样，无线电通信更加隐蔽、多变、简捷，使新四军的无线电通信面貌焕然一新，成为国内无线电技术水准高超的一支劲旅。
上海也是新四军电信器材的采办源。上世纪40年代前后，电子电信器材很稀罕，是先进的科技产品，也是军队通信使用最便捷、最珍贵的装备。上海是中国唯一能进口及自制该产品的城市，新四军需要从上海购进的电子电信器材品种繁多，如无线收发报机、手摇马达、有线电话单机和总机、各式配件元器件、各型干电池蓄电池，尤其是电子真空管十分稀罕。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哪怕从上海运出一个小小电阻、电容，都极其危险，惟有紧紧依靠上海的广大人民群众，采取多种方式采购、装配、偷运。
一是由爱国民主人士在上海募集捐赠。上海有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人士定居和开展活动。爱国民主人士对新四军的支援是全面的，电信器材只是他们支援中一小部分。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价值的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宋庆龄冲破敌伪和国民党的重重阻拦，冒诸多危险从上海筹募了一套1000瓦大功率无线电发射机，完整地运抵新四军军部驻地，对正拟筹建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新四军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抗战环境艰苦、内战危机加剧，筹建工作不得不一再推延，直至1948年3月，方在山东临朐县程家庄建成。华东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这套大功率发射机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是新四军派干部进上海采办。关于电信器材物资采办，陈毅军长、刘少奇政委曾向各部队发文指示强调，各单位要“思想上明确，目前从大后方与境外采运通路断绝，必须完全打破对上级的依赖心理，依靠前线部队及根据地党政军去采购”，“不得以财力不足或没有社会关系为借口推脱”。并且规定一师、三师、六师向上海采购，二师、四师、七师向南京或徐州采购，五师向武汉采购，分工明确，多点运作，上下齐动手。购得的电信器材，除供各部队自用外，都上交军部，为全军作统一调配。
各战略区首长都十分关注电信器材的筹集采购，粟裕、陈丕显、罗炳辉、李先念等领导，都曾亲自过问此事。陈丕显多次亲自部署、对派出人员交代任务，新四军一师苏中军区通信机务主任陆延年就是由他亲自派出的。陆延年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职业无线电学校，参军后多次秘密进入上海做扩军工作和采购电信器材，一次次涉险，一次次完成任务。但最后一次在上海三个多月的采购，多批器材已运抵苏中军区，只待运出最后一批器材时，不幸因叛徒出卖被捕，关进上海提篮桥监狱，遭严刑拷打。陈丕显知道后，立即指示有关方面组织营救。陆延年在狱中团结难友及党内同志，坚持斗争。抗战胜利后，提篮桥监狱转由国民党管理。上海《大公报》 《文汇报》发表评论，进步人士发表文章，呼吁释放抗日英雄。在上海人民的倾情支持下，经过不懈斗争，刑重体残的陆延年终于获释，回到苏中军区，军区机关召开欢迎会，表彰他的革命献身精神。
三是通过社会商贸关系从上海采购。上海工业品与华中农村农产品交流，在敌人严密封锁情形下，仍在民间艰难进行，新四军各师通过地方物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委托商人进上海采购。采购的电信器材以到达部队收费方式进行，运输、捐税，尤其是途中“打点”消耗，费用昂贵。由于电信器材运输途中采取伪装夹带，偷运走私，一旦被敌人查扣、没收，有的商人倾家荡产，新四军各部队都能体恤补助。有的商人被捕入狱，新四军部队都千方百计组织营救。
上海是新四军通信器材和人员的反哺地
1945年抗战胜利，为了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共中央作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从江南各抗日根据地撤出部队。10月，新四军淞沪支队正集结于上海浦西观音堂地区准备渡江北撤。那一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刘长胜突然来访，见到淞沪支队政委陈伟达说：目前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我党全面接管上海已不可能，一旦国民党全面控制上海，我党在上海的活动，将比日伪统治时期更艰难。我们原有两部电台，分别联络延安党中央及中共华中局新四军，一直受敌伪严密侦缉与监听，现在国民党特务更猖狂，往后无线电通信可能中断，我们计划再组建一部秘密电台，但时间紧迫，人员器材一时难以筹措，想请部队给予支援。
陈伟达听后毫不迟疑地决定：将消灭殷丹天反动武装时缴获的两部电台，选一部支援上海地下党。刘长胜听后很高兴说，那电台报务人员也请早一点确定。陈伟达送走刘长胜，立即交代支队电台队长王光，检查整修电台准备移交。可经王光检查电台后发现，两部电台外观完好无损，机内元器件及电路却已遭破坏，根本不能使用，一时也难以修复。
刘长胜得知，只得决定设法就地购买，几经周折，终于购得一部小型电台。这部小型电台交直流两用，收发信机装在一只小皮箱中，小巧轻便，很适合秘密工作。刘长胜兴冲冲带上这部小电台，二次来到观音堂，让陈伟达派人检查测试。电台经测试，机器质量尚好，但这是一部超外差调频电台，只能通话不能通报，且功率小，不能作为远距离通话用。
陈伟达正为无法支援上海地下党电台而心情纠结之时，浙东纵队政委谭启龙率领部队冲破敌人在钱塘江两岸的重重阻拦，与淞沪支队会师到达观音堂。他听过陈伟达汇报后说：“上海市委的需要就是党的需要，砸锅卖铁也要办。” 他决定将淞沪支队自用电台移交给上海市委，淞沪支队随浙东纵队主力一道北撤后另行调配电台。
刘长胜三度赶来观音堂，与谭启龙见面，请求调派报务员进上海协助地下工作。谭启龙斩钉截铁地说：“不碍事，我们从全纵队报务员中挑选！”浙东纵队机关电台报务员郑碧，原籍广东，生于上海，能说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各方面条件好，又是女性，非常适合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郑碧就此随刘长胜带上淞沪支队支援的电台返回上海，一直坚持到上海解放。这是新四军通信反哺上海电信人才、机器设备的一段佳话。
上海对新四军通信的支援源远流长。新四军通信发展壮大、战斗力提升，上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上海与新四军通信深厚的革命情谊，我们新四军通信战士心中是永记不忘的。
（作者为新四军老战士） （编辑 易化）